我的幼儿园与小学都会在平安夜这天举行活动，幼儿园甚至会举行游园活动，规模仅次于六一儿童节。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能带着大家玩脚踏车。脚踏车有六个轮子，左中右各两个，每排轮子之间是踏板，两个踏板与轮子相连的位置在轮子上正好相对，只要左右脚间隔发力，脚踏车就能动起来。 脚踏车有不同的颜色：红的、绿的、蓝的和黑的。我在小班时就定下了游戏规则：大概就像斗兽棋一样逐级压制，最低等又能战胜最高等。我给这些角色的命名分别是“特警”“警察”“小偷”和“劫匪”。这样以后，大家能在脚踏车上互相追逐、互相捉着玩。我创建的这个规则，影响力也许持续到我毕业以后很久，也许没有。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没有大人的介入和指导，只要让我们玩，我们就会这样玩。 无论是我创建规则的行为还是这个规则本身，社会等级的观念在这时就已经反映了出来。我能当制定规则的确是因为先天性的聪明，大家会按这个规则来玩大概也是因为它足够有趣、复杂程度也恰到好处。然而谁能说这背后就没有等级观念的影子呢？生父是镇派出所的主任，级别在副所长之下，和幼儿园也打点好了关系，以至于我犯错时受的惩罚总是轻一点。那时的孩子们大约还没形成功利的观念，也未必看得出这种区别对待，但总会对我有敬畏，原因就在于我生父的身份——“警察”。对别的孩子来说，这大抵是父母在自己哭泣时被用以恐吓的权威，以至于当被问起“你爸是干什么的”而回答“警察”时，我收到的都是赞叹声。 小学的圣诞活动我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小学起我就不再是孩子王，自创过的一些游戏规则也不过是对原规则的小修改。不过，小学圣诞节时，我们也总是有零食吃——英语科组发的。那大概是一个西风劲吹的年代：旧的民族主义已经退潮，更旧的民族主义还没被人从孔林里挖出来，或者挖了出来却还没被大力提倡。过洋节这一行为，整个社会并不觉得有何别扭。不过搞圣诞活动时，生父总会问一句“哪个科组搞的？” “英语科组。”我总是这么答。 “就知道是英语科组，也只有他们会这么搞。”生父于是会说这句话，接着是我妈的附和。 这么想来，我妈任职的初中那时应该也会搞圣诞活动，但我现在又没有确证。不论如何，“民族文化的衰朽危机”在我小学六年级（2013年9月开始）那会儿终于被发现了。我上初中时，英语科组也不再举行圣诞活动了，只有口语外教会在上课时介绍一下几天后或几天前的圣诞。不过，我校国际部的圣诞活动是照旧开的，下午放学到晚自习之间，我们也可以跑到国际部去蹭活动。 初三时的平安夜里，我从梦中醒来，感觉到手心被塞了一颗糖，之后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第二天真相大白：这是我们班一个同学干的。他进了我们班的每个男生宿舍（我们宿舍门能从外面打开），把糖发到了每个人手里。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过圣诞节了。 一直有研究认为，圣诞节是基督教借壳古罗马的一个节日用以传教而发明的。可在当时的中国，我却没有体验到什么宗教气氛，据说现代西洋的圣诞节也是如此。罗马节日也好，宗教节日也罢，只要世界还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它们就只能为消费主义让路。所谓圣诞节，也就是给世人们一个暂时醉生梦死的借口。 佛山一中的大领导们却禁止以任何形式庆祝圣诞节。圣诞帽、圣诞树这些东西自然是不能被他们看见，祝福的话在他们面前不能说，喊楼的人更要被记过处分。不光如此，宿舍的广播也会这么通知：“禁止以一切形式庆祝圣诞节，否则以违纪论处。”领导们就是大爹，猥亵他们治下的任何人都不需要为之负责，甩动自己的费勒斯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我很难揣测他们的动机。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迎合上意，还是为了“保卫民族文化”，又或者纯粹只是不想让学生们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总之，自从上了高中，我就再没庆祝过圣诞节。从初中起，我是反对“仪式”的人，但这种反对应当出于我的意志。倘若是被命令着反对，那么我会很不开心，会想对大爹们竖中指，背地里用各种脏话辱骂他们。 我终于上了大学。节前半个月的朋友圈里，一些朋友们开展着画圣诞树的比赛。在这个无所谓庆祝又无所谓不庆祝的小环境里，我似乎可以自由地不庆祝圣诞节了。这时我打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发的这么一条：“1950年12月24日，志愿军胜利结束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这一夜，是志愿军的胜利之夜，是祖国的平安之夜！”正在细想前因后果而情绪还没出现时，耳边又传来对面宿舍“Merry Christmas”的喊楼声。 我于是就这样看着这个荒谬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反抗它，思考着如何反抗它。2021.12.24作者：黎想
“人类也许会宽恕历史，但上帝绝不轻饶。”——题记高中以来，我对任何宏大叙事都自觉地保持戒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拒斥任何集体性的叙事，当了很久的无政府主义者。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我快忽略了这自觉的开始。快忽略了我对集体叙事仇恨的始源，直到最近才将它回忆起来。大概是早慧的缘故，在小学时我就不是一个多合群的孩子。四年级时父母离婚以后，我更开始主动与同学疏离。但早慧者毕竟是早慧者，在这所课间禁止追逐（双脚同时离地即视为跑步）的小学里，我常一个人与老师争辩不合理的制度，能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同学对我也就有了某种朴素的尊敬，我在班上的地位因而不低，没受太多欺负。尽管如此，在考上初中以后，我还是很乐意结交朋友的，毕竟在这里有不少和我一样的早慧者，初三时的一个舍友正是其中之一。这位舍友拿了好几次年级第一，又被广州的一所字校提前录取，于是有闲心来干不少其它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向我借阅反乌托邦三部曲。还记得他对《一九八四》曾连声称赞“文笔太好了”，那时的我也中二，在自己的钢笔上激光刻“INGSOC”，又拿“胜利牌万用表”开玩笑，这位舍友也常和我一起cosplay。那会儿，我对自己刚完善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自信的，于是也就无法理解“痛苦之下，没有英雄”这句话，对温斯顿的变化也感到奇怪。直到我上了高中。来佛山一中后的第一件事毫无疑问是军训。这次军训是在校内，规定显然没有我初中在军训基地时那样严格。然而，我的自我意识却也大不相同了——小学时我固然会对制度进行抗争，但毕竟被军事化管理了六年，不可能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于是也就显得有些“跪久了站不起来”；初中自由了三年，自然“站太久跪不下去”。据我的观察，队伍里最“散慢”的学生基本都来自我的初中。总之，军训的最初两天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身处行伍抑或是床上，我的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着，我在思考着一切：学校、军训还有制度，在身体上，我对教官的命令当然也就尽可能地敷衍。当时的班主任拍下了每个同学的样子。照片里，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昂首挺胸；而我低着头，眉头紧锁、若有所思。我并非天生就知晓何为不自由，正如所有人一样。但在初中经历了三年，我已无法忍受压迫。在这最初的两天里，我毫无疑问非常痛苦。我的样子引起了教官的注意，第二天下午，他把我留下，问我喊口号时为何不出声。我不想喊形式主义的口号。事实上，当时的我讨厌一切形式主义的事物。然而，当时自我解放还不够的我是说不出”我不想喊，我就是不想喊”这样的话的，即使要说，也必须从逻辑里找出某种合法性。我正想这么做时，小学的那种感觉喷涌而出、将我包围：和我争辩的老师想的并不是“把理说明白”，而只是想让我乖乖听话。也正因如此，即使我赢了辩论，老师也可以叫来我的母亲，强迫我不情愿地装作认错。再后来，初中我与母亲辩论争解放时也是如此：即使赢得辩论，也无法达到目的。前面刻“INGSOC”的那支钢笔，在初三下学期时被母亲以“钢笔不适合考试”为由没收，之后却没能找到，直到高三下学期才终于失而复得。纯粹的逻辑并不能让我在课间自由奔跑，也不能阻止母亲收走我的钢笔。在教官面前，我半天说不出话。我知道除了逻辑能力以外我一无所有，但也知道它在这时毫无价值，正如小学时对老师、初中时对母亲那样。不知过了多久，教官还是放我走了，但在这之前说了什么我并不记得，想必是“你要知错你要努力”之类的话吧。那天晚上我们还要在教室里学习《感恩的心》以在汇操仪式上表演。这舞我在幼儿园就学过，但在此刻的心理状态也肯定和那时完全不同了。不论如何，总之，回到宿舍以后，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但到了第三天，情况却与此前截然不同：我的大脑不再运作了，我的身体终于听从教官指挥了，在偶尔的表扬中，我甚至有了某种成就感。我的心情终于好了起来，我终于战胜了自己。若不是膝关节炎让我被教官允许从这天下午开始不再训练（而且我还因此很感激教官），恐怕我还能像初一军训时那样被评为标兵。高一的第一次早读上发生了几乎一样的事情：一开始，我不愿意读；然后老师找上我，问我为何不读；再然后，我不情愿地开口读；接着，我开始比谁都更卖力地读，期待老师的夸赞；最后，我开始刻意纠正一些字的读音、让自己的普通话更标准，甚至幻想自己站上舞台……这以后， “大声朗读”这种原来会令我痛苦的事情突然就能给我带来快感了。但过去的我并未被完全战胜。我开始排斥集体叙事，只承认作为集体构成成分的个人的真实存在，读《共宣》以后，勉强再加上“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思路之下，我彻底否认了班级、家族、（有孩子的）家庭、民族乃至国家这些“不经自由意志而结成的共同体”的合法性。我从国族主义者迅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如此，每次早读时我仍然期待老师的赞扬，一直到毕业为止。我曾以为“他们进不到你的心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战胜了自己”，而且不需要给我套上任何刑具、不需要给我电击。我连温斯顿都不如。后来我还学会了如何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在私下与级长和老师谈条件，能获得的优待远比公开顶撞更多。对我而言，我尽可能达成了目的；对管理者而言，用一点妥协换来了我在一些时候的沉默。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投资，而小学那会儿的“为同学们争取权利”云云，也自然被我抛诸脑后了。而直到最近几周，我才想起这一切，想起自己当时的痛苦和此后的顺从，想起自己当初的据理力争和之后的私下交易，想起自己曾引以为傲的独立人格，想起自己被无数次剥夺的自由意志。还有因此而生的一切仇恨：我恨我的小学老师、我的母亲，我恨我的高中老师、佛山一中，我恨这个虚伪的制度，还有其它规训我、折磨我、未经同意而改造我的一切。现在，如果问我凭什么能说“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是同一个我”，那我会回答：“因为仇恨，因为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恨着同一个东西。”我要保持我的仇恨。只要仇在、恨在，我就能时刻找到自己仍活着的证据。那本被年级第一称赞的《一九八四》，后来被我带进了佛山一中。高一上学期的散学典礼时，我不顾学校“开会时禁止带会议无关物品”的禁令，把它带到了会场。德育处主任发现了这本书，尽管当时我并不在阅读，德育处主任还是把它抢劫过去，交给了我的班主任。会后，我向班主任索要未果。高一下学期末，趁班主任不在时，我让它物归原主。2021.04.08作者：黎想
（免责声明：看到这篇文章的中学生们可千万别学我。我在本文中提出来的所有的异常的，激进的，反常识的，魔怔的观点，皆为创作需要，切勿当真。字该好好写还是好好写，嗯） 在书写上，我是一位死不悔改的惯犯，我是一个拒绝好好写字的，顽固的，散漫的，叛逆的反科学书写主义者。 字体不代表人的罪恶，可若真以字体审判我，我便不可能不落得下地狱的地步了。他人的字若是正统与正宗，我的字便是异端与邪教，即使不至于要被消灭殆尽，也一定是人神共愤的程度了，不作为反面教材天理难容。 如何论起我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的犯罪动机呢？啊，既然是对书写科学的叛逆，就从学写字时写起吧。 刚入一年级的课堂时，老师们就教导学生以“三个一”为标准写字，所谓三个一就是： “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书桌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远。” 按照这种科学方法，学生们需要坐端正，握紧笔，摆好手，全身心都要像调好的齿轮一样就绪，然后进行精密的书写操作。 但学生们不是天生的完美机器，自然不能一次性运转正常。一般这种时候，老师们会亲自在台下巡视，贴心地指导学生们的动作。许多人，在小学老师这几年里不遗余力的教导下，终于能写得标准了，甚至好看如印刷体了。 要是你观察过那些写字好看的人，你就会发觉，他们几乎都采用了书写的科学方法，三个一的原则。你要是再看看写字难看的人——如果你会观察边缘的他们的话，他们的坐姿几乎都很难看，眼神都不严肃，许多时候另一个手是自由的——按照科学方法，写字时左手需要按住纸张。 要写好字，就得坐姿端正。虽然对书写的评价是对字体的评判，但实际评判的是你书写时的肢体动作。好的肢体动作能获得更高的分数。此时的字体其实并不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而是一种肢体动作的统计，换言之，书法此时是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书写的艺术。阅卷老师们更喜欢的是你文字的形体，而不是文字的内容。 我对我的朋友开过这么一个玩笑，说如果没有当代信息技术，我的文章恐怕没人愿意阅读，因为我的字迹实在是不堪入目——要知道，比我厉害得多的康米大导师卡尔，写的也是一手烂字，如果没有他妻子燕妮替其重抄一份手稿，印刷商是看不懂的，自然就不可能印刷出来了。而我呢，至少还能打字对吧！ 不过我的父亲不这么认为（当然他没有读过我的文章），他对于讽刺我的话总是喜欢多次拿出来，在书写方面，他最喜欢复述这几句： “你外婆总说什么，现在是信息时代了，都用电脑打字了，用不着手写了！你听她胡扯！不管什么时代，写字好看的人都是受欢迎的——她当初就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提拔上来的。” 老家伙其实不在乎我字写得怎么样。她反驳我父亲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我父亲支持什么，她就得反对什么，她想以此来换取我对她的支持。而我不想写好字的理由也是类似的，只不过我是出于叛逆，凡是别人支持什么，我就觉得是不对的——至少最初的理由就是这么幼稚，就算我所见的整个世界都在否认我，我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对的。 父亲确实说得有道理，不过这样合理的道理愿意找的话到处都是。而合理的事物在当前合理，并不能构成他们的正当性。是，写得一手好字在那里都受欢迎，但凭什么如此呢？评卷标准里，字面上的手写印象分占比并不大，老师一般是“酌情给分”，但谁都明白，倘若你字丑到一定境界，印象分甚至可以是全部的分数。按我的高中班主任所说，对于某类字丑的作文，阅卷人会直接认定这是差生的作文，“不管你作文有什么深度”，他们都会开始变得烦躁，于是跳着看，最后甚至于“看都不看”。 我的字在中小学期间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被批判了，一种是将要被批判了。凡是要交书面作业的课，科任老师基本都要呛我两句。仅仅因为书写的问题被传唤更是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在我眼里，老师们根本不是找我谈话的，而是谈判的，劝降的，甚至宣战的——哪怕他们自己不可能这么想。 私底下的劝降还算比较文明的。有一种老师会慢声慢语地跟我解释，阅卷人是多么地庸俗，多么地爱敷衍。可我越是听到这种劝你磨平棱角，我就越是气愤，不服气。既然阅卷人对我的文字都不尊重，那么我又凭什么尊重他们呢？给他们以端正的字体不就是献媚吗？与其写一篇让其顺眼的标准答案，还不如污染TA那眼睛，浪费其人生几秒钟，点燃他们的脾气。至于什么个人的未来，我在大学前根本没考虑这些，应试的需要在我眼里甚至是虚无的。只要不触碰校规班规的底线，我就尽力挑衅它。 公开的，当然不能叫劝降了，而是羞辱了，自然，也是野蛮不堪的。一般是在课前，班主任会郑重其事地，隆重庄严地，说要好好说一个重大问题——结果重大问题就是书写问题。然后就把我的丑字用投影仪拉出来游街示众，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就放出一副优生的印刷体，先抑后扬，节目效果拔群。我的小学班主任，摆完这些罪状后，还会像巡捕一样说，“这是谁写的，来认领一下！”，叫我和一些人自首，有时又会说让同学们用“雪亮的眼睛”指认是谁的，这时一定会有些跟我不对付的，说这是我的。由于在家里已经受过足够多的羞辱，我还从来没有被刺激到。我在这些过程中已逐渐学习到了一种“精神失败”法，就是干脆假定每一次都会批评我，这样什么都不能出乎我的意料。 罚抄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被罚抄过。其中多数罚抄的理由不是我迟到，不是上课说话，不是上课不认真，不是没写作业，而是我写字太丑了，显示出了我的“态度不端正”。这里又得提到我的小学班主任了，有时她还不满意我重抄的，“抄的也跟敷衍一样的，再抄一遍！”直到她也得下班回家了，不想陪我浪费时间了，她才会松口，“算了，今天就懒得追究了你了。”而我在发现这个规律后，重抄第二遍时都会故意磨洋工，看着要到点了才上交我的第二份。如果还有人跟我一样是要罚抄的，我还会鼓动他们跟我一起拖时间。 在这个班级的小王国里，如果说班主任是国王，那么班干部们就是其眼线，弄臣。班主任一批评我，这些小助手们也会跟着随声附和。就像他们字体看起来像是机械写的，他们的这时反应也如机械一般的，输入指令和刺激就会执行固有的反应程序。第一天我被班主任批评“这字跟狗啃的一样”，第二天就听到一个小助手对我说“你这是人写的字吗？”然而我对语言暴力早已免疫，得益于一些低层次的同学支持我，我也没遭受什么校园暴力，反而因为对批评的不屑一顾过于张扬，不是差生的我也成为了差生们的某种精神领袖。 于是，我的小学就在这些抵抗情绪中度过了。多亏了教语文的班主任的指导，我成功讨厌起原本很喜欢的语文了，由写日记培养起来的写作兴趣也被摧毁了。抱着继续“精神失败”的心态以及一手烂字，我升入了初中。进班的第一天，我就在自我介绍环节里，表示“我是一个写字很烂的人，请各位多多包涵。” 没有多少人愿意让别人对自己有坏印象，至少初中生一般考虑不到这一层。可我就是这样喜欢讨人厌。我不仅自我厌恶，还同时厌恶别人，这是一种骄傲与自卑混合，厌世情结与救世情结并存的矛盾心情。我讨厌人们对外在的偏重，比如仅因为外貌而赞扬我，仅因为了解我父亲是一个博学的人而对我有先入为主的赞赏，仅因为一个人成绩好就认为是优秀的。周边的人，总是将我定义为一个五官好看，未来将会像我父亲的，从不违纪的懂事的孩子。周边的人，只是喜欢一个刻板印象中的我，而我的父亲，则希望我成为他心目中的人上人。我拒绝服从这些刻板印象而表演自己，拒绝服从父亲的安排，于是我想让自己招人厌，变得糟糕，我发现写字烂是一个不错的“伪装”手段。我开始刻意且恶意地经营这一个丑陋形象。书写虽不是这个形象经营中最大的部分，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这是因为社会对书写形式有一种期许，就好似人们对化妆的态度一样，化妆怎么怎么样，不化妆怎么怎么样，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本体，工整的字体能掩盖思想的平庸，杰出的妆容能让人改头换面。写得好看的应试字体千篇一律，丑字却丑得千奇百怪。怎么写得难看到让人对其人产生反感，也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我的诀窍就是绝不坐正，绝不固定单一的书写姿势，绝不时刻盯着纸面，绝不用左手按住纸张，绝不正确握笔，绝不固定单一的握笔姿势，绝不...等等诀窍，数不胜数，绝不是书写端正的人能研究出来的——毕竟他们也没有研究的动机。 在书写之外，我刻意不打理自己的形象，每到下课时，几乎都是一个人坐着，同时一只手撑着下巴，一副沉思者模样，浑身散发着旁人勿近的负能量气息（一曾经的友人语），表情还是刻意的扑克脸——初中班主任曾说我的脸看起来就像一直在笑，我很痛恨她这么说，就开始练习怎么无表情，后来就成了习惯，直到现在。我的这种形象太过于隔应人，以至于有人把我这副模样偷拍下来做成了梗图。 这样做的后果理所当然的是得到了应有的讨厌，初中生们已经经历过军训的打磨了，不会以我的这种幼稚的叛逆为荣了。教英语的班主任对我的字直摇头“不是都说字如其人吗，你的字怎么这么丑呢？你长得还挺标致，怎么字就这么丑呢！”接着又补上一句降调的“唉，可惜。” 初中时终于要收笔记了，当然不出所料地，我的笔记被公开批评了，又是因为书写。书写的科学，是浸透在学生的方方面面的，就算是理论上只是学生自己观看的笔记，保持优良的字体依然是一种美德，否则就应该谴责。 有好事的人会来尝试激怒我这个讨厌鬼。情况经常是这样的：TA假装路过，对我说“我看看你写的什么”，从我桌上“抢走”（因为我不会阻拦TA）写着我字的纸，假意认真分析我的字体，接着便是例行句式“同学，你这字啊，啧啧啧～”，又或者“字如其人啊，你明明长得还行啊！”，亦或是“你当你是大书法家啊你！还挺有有个性啊，龙飞凤舞的，你以为你在写草书吗？”，还可能是“你这写的是什么！真是不忍直视啊，你这个字！你这居然写的是x，谁看的出来啊！跟鬼画符一样的！” 书写是影响成绩的，被老师约谈也是不会少的。老师和父亲轮流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写字。我不可能回答真实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我不在乎自己的未来怎么样。老师和父亲都在向我强调，我这样下去，卷面成绩仅仅因为书写就会失掉许多分。可我没有听进去，我只想最后考得一团糟，我只想自毁。 而我的自我丑化也没少被老师批评。经常，因为我没坐正，老师就认定我是在睡觉，然后叫我罚站。不注重形象也被老师和父亲批评“小伙子没有精气神，没有阳光，太阴暗了。” 对于琢磨怎么拿笔写好字我毫无兴趣，可是竟也把转笔玩得透彻，笔的转法是多样的，除了最基础的右手食指中指拇指转法，还自己练出了五指交换转法，左手三指转法，左手五指转法，手指用杠杆原理致使空中回转再接住，双手同时转法，两手四指转法，两手三指转法，我敢说班上没有谁在转笔上比我顺，当然，考试所需的书写的科学并不包含这部分，玩得再好也得不到分数，用处大概只是在写完会做的题之后自娱自乐吧，副作用是，好些笔都被我玩坏了。 基于这样的学习态度，我的中考考得一般，仅仅在市重点线上几分。我又把我那不值一提的幼稚个性从初中带到了高中。又一次在开学第一天介绍自己时说自己书写很烂。我继续演着自己那令人厌恶的独狼风格。 而我在分科时选了理。 原因实际是诸多的。其中之一，就是文科老师比理科老师更介意书写。 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对于那个只知道什么是不合理，却不知晓何为正确的迷茫高中生来说，不仅世界的未来是一团糟，自身也没有救赎的必要，直到18年那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发生了。 从此，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我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没错的理由。所有在过去遭受的种种非议，我终于找到了理由来反驳它们，当然，不为说服任何人，我做不到说服别人，但至少能肯定自己没有错，这个世界的确糟糕透顶。 不过，我还是没有用功学习。尽管主观上我有了新的动力，但客观上，我做不到。这其中的客观原因就太冗杂了，但也与书写关系不大了。 我为何要谈起这么多的叛逆史呢？似乎书写的科学在之中并不是那么地至关重要，我只能考上一个三本大学，问题总不至于全部赖书写吧。 就如暴雨是无数个雨滴协力造成的，书写的科学也无非是一个更大的外部系统中的微观部分。是这套科学给予文字以分数的外壳，消去了其灵魂的内在。可是这套科学又是被什么意志主导，被什么样的现实创造出的呢？ 对这样的问题的质疑贯穿了我整个中小学。这是我的个性，而这样的个性可不好保留下来。 文字在这科学的年代是不允许有灵魂的，人的灵魂也离不开这个逻辑。我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品，人类所栖息的，就是一座座冷酷的实验室。我们的灵魂均是被提炼的产物。要想保住它的原样，你兴许得付出昂贵的代价，替代掉被那将要被处理的样品。 在我小学时，小区里有一位我妹妹的同班同学。此君在三年级之前，是陪着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天天爬树的存在。他的父亲是交通部门的，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x火车”（x是他的姓）。然而在三年级之后，他就不常跟院里的小伙伴玩耍了。我在问及他理由时，他提的最多的理由就是练书法。我去观摩过他练书法的场景。他大概不是认真的或是自愿的，因为在他的手臂上，衣服上，脖子上，甚至脸上，到处都是墨水的痕迹。看着他在米字格里那么小心地移动笔尖，我感到一种无力感，哪怕他握笔握得很用劲。 初中过后，我们就不常见了。等我上高中后，他又搬家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了，听说是去了顶级的私立高中。 书写就像一种在教育领域里的礼仪，是体面人的必需品。在那些练书法的人之中，有许多原先也不爱书法，后来他们爱上了书法。因为工整的书写，即是一张通行证吧，为了挤进礼仪的社会或是不跌下去，需要带着工整的衣着与工整的字体。而我有胆量不要这些礼仪，何尝又不是因为，就算我没有这么一张通行证，也能被父亲安排一份工作呢。 他们想要进去，我却想的是怎么逃出来。所以，我和那些写字端正的人做不了朋友。 人就以这样的文字上的教养分类。好的字体得到嘉奖，坏的字体就地腐烂，这便是书写的科学。它或许可以使你不近视，或许可以让你得到欣赏，可是你是否有失去什么呢？失去的还能弥补吗？后记： 我觉得工整的字体还是挺赏心悦目的。文字作为人类的交流工具，还是有必要制定一套标准的，尤其是出于教育的需要。不过，我们是不是忽视了什么？前段时间翻看《规训与惩罚》时，我对其中一个谈坐姿和书写的片段很感兴趣，唤起了我不少对于书写的记忆，一时兴起写了这篇东西。我举我的例子，并不是希望人们学习我。而是为了表现这一科学的荒谬之处，它把工整字体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科学是为了传授知识本身还是另有所图呢？ 顺便一提，这篇文章是我码出来的。谢谢你能看到这里。2021.04.17作者：途晢棂
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成为有用的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孤立系统的熵永不自动减少，熵在可逆过程中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一“碎石机维护？修高速公路？”我坐在SUV的后排，向年纪三十几的侄子问道。“是技术工人。”他口气略轻松地谈到，面对我这个“长辈”，他并不比我更紧张。“你之后到他们的工作场所看看就知道了。”他可以不用对我客气的，假如没辈分的话。但我父亲排行老三，他的哥哥姐姐都有孙子了，而我还只是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一直都不适应亲戚们基于辈分对我的客气，不过，这便是我的一种“原罪”吧。家里很多人都受过我父的帮助。我当然就得承担这些客气。“好。”我不想掩饰多余的亲情，毕竟我和直属亲属间都尚如此，何必费工夫呢。“我们在哪里吃饭呢？”客气，客气，客人的气氛。也对，我就只是一个客人，我想到。“你想吃什么？”这个问题问倒我了。“宜宾燃面？”我只听说过这个。“算了。我带你去找。”路途中，我思绪回到几周前。“爸，我想到一个工地近距离观察几天。”我很少向他提条件。但我想这次是必要的。他问我理由，我答是磨练自己。既是真话，也是谎言。我得装出一副上进的样子，假装这只是一种自我提升。他答应了。说，可以到他负责的一个自动化工厂。让我感受一下，他反复提到的“低端劳动力面临的危机”以及“自动化的强大”。但没有去成，因为疫情。退而求其次，他让我去侄子负责的高速公路工程。我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至少在家之外独立生活的时候是没有的。我当然紧张，就像初次放鞭炮的小孩一样紧张。我从小到大，都没机会近距离接触劳动者。作为一个自认进步的人，不能只是口头上的吧，虽然大可不必自责，但既然自己的家庭条件能够允许我去进行一些调查，那我就应该利用好，不然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一个康米呢？到了走了的那天，我的紧张还真发作得严重且可笑，虽然都是毕业的高中生了，但是独自出行到另一个城市还是头一次——我大一早乘地铁出发，竟然到了火车站才发现没带身份证，我只得又狼狈地改签车票，狼狈地回到家拿身份证，最后晚上才到宜宾。思绪回来时，我们也到了就餐点了，是一家麻辣烫——我吃不惯麻辣烫，不过我不想再提要求，我向来都讨厌在吃上大做文章。吃的中途，我抓紧机会问他关于这个工程的情报。“他们平均年龄四十几，轮班制，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开始，到晚八点结束。很累。”“他们新冠期间没有回家吗？”“没有。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侄子像看公子哥般看我，“和你住的这些人跟我干了很多年了，我们家是给他们保证伙食和住宿的，别的可就不一定那么好心了。你知不知道…”锅的烟冒着，我有点看不清他的脸。“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没技术的农工要艰难得多。至少我们家的工人是机械化的工作，按月发工作，根据工龄长短，我们会给不同的报酬，有人四千，有人一万。”“农民工干什么呢？”“沥青你知道吧，铺路时，高温的沥青是不定型的，对吧。那些农民工就要在太阳底下，拿着铲子去铲那个的边缘，你这个城市娃是想象不来的…荒郊野外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供他们遮阳。就是这样的要苦得多的工作，工资还更低，因为他们按工时记钱。”接着，他又描述了一番住宿条件，我以为他也住那种条件，就问他——“那么你又住在哪里呢，你也要住在那个农村土房子吗？”“不，我住镇里。”当天去工人宿舍的路途很颠簸。等到到达时，已经是天上只有月亮的时间了。乡下没有灯光，夜幕下，一切都没有形状，颜色只有无边的黑。每个房间内只有一盏灯，手拉式，除了手机屏幕，没有发光的东西。侄子把我领到右手边的房间，简单介绍了我的身份，说我会在这里住几天，是“体验生活”。还醒着的师傅来了一句，“何必嘛。让他住你那儿啊，有什么好体验的。”但我也很困了，跟同屋的师傅们打了招呼，就收拾收拾准备睡觉了。然而我睡得并不安稳。我料想过许多种的折磨使我睡不踏实，比如床沿悬挂的蛛网，比如我的位置不在风扇的范围内，比如铁硬的床板，唯独没想过最大的折磨竟是抖音外放。但毕竟只是第一晚，为留个好印象，我便也装作已熟睡。抖音外放的师傅，基本没有耐心看完任何一个视频，只有一个令我有些感触的例外，就三句话，他反反复复地循环——“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所以就有了漂泊。”来之前我就听亲戚说，他们是亲戚在外省招来的，不是本地人。他们已经在这工作场所工作住了半年有余了。在睡着前，我又想起了在黑漆漆的路上见到的月亮，城市里可没有那么亮的月亮，这是乡村唯一比城市优越的方面。但这是自然施舍的美景，现代生活没有进入这些现代生活被创造的边缘。月光没有对手，纵使是借来的光，在黑夜中也能夺得冠军。月光也只能照亮天空，大地靠施舍是得不到颜色的。城市的罪恶不是它掩盖了月光，而是它把光照的责任丢给了自然。二我睡得不怎么样，大概是高中作息的后遗症，早上四点就醒了。可我实在不想起，死命赖到了六点半，也是工人们起床的时间。起来后，在屋外洗漱时，我才看清昨夜淹没在阴影中的宿舍是什么样的。这个宿舍是典型的农舍，没有瓷砖，完全是土建成的，完全是土的颜色。他们的制服也是土一般的，橙色搭上灰，不用沾上灰土，就已经够土的了。宿舍的周围是杂木丛，此处生态系统发达，各种模样的飞虫时不时就在我的眼前晃动，远眺可以看见建设地上用来堆积碎石的铁棚。烈日高照，我还时不时就听到巨型机械的轰鸣。门口养着一只瘸腿的狗，它的专属餐盆里是黑色的沙子在流动——比喻罢了，是一些我认不出的瓢虫似的生物。其实床的条件还算好，如果和用水条件比的话。没有水龙头或者洗手池，所有的用水都存储在两个露天大桶里，其中一个桶里放着小盆。我不由得怀疑这个水的卫生，管饭的阿姨大概是猜到我在犹豫，叫我放心，说这水就是自来水，只是放在桶里罢了，“喝着也没事。”不过我终究是不放心，只敢用来漱口和洗脸。最后把用过的水泼到别处。我洗漱完回房间，发现昨夜抖音外放的师傅还躺在床上，在和妻女视频通话，他女儿问他几时回家，他说快了，他问起女儿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女儿说有，对他说要早点回家，他答应了，最后用飞吻结束了通话。接着他便起床，拿着碗筷，主动地喊我“高中生，出去吃饭。”管饭阿姨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作一个铁腕和一双铁筷子。她告诉我，吃完后用水冲一下就可以了，用盆舀水来冲，没有洗洁精。在我对卫生的略震惊中，她给我舀上了稀饭，附上了两个馒头。抖音外放师傅朝我挥手，“高中生，来这坐。”屋外只有一张桌子。桌上只有一盘豇豆。桌子坐不下所有人，有人索性站着吃饭。大肚皮的师傅问我，“是高中生啊，今年高几啦？”我说我才毕业不久。最年轻的铲车师傅插话道，“那就不应该叫高中生了，应该叫大学生。”矮个子师傅又问我，我怎么想到和他们这些工人住一起。和我同房间的地中海师傅帮我答道，“xx（即管理的亲戚）说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大肚皮师傅听了，“体验生活？可以啊，小伙子。你待会儿就可以到我们现场看看。”三去工作现场看的计划拖到第三天了。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那个抖音师傅说的，“看你这样子显然是没有劳动过的，没受过体力劳动的辛苦。”从宿舍到他们工作场所的路上必经过一段泥路。泥路上层层的丘陵显然是被卡车车轮碾出来的。我试着走了一截就打退堂鼓回去了。我的小布尔乔亚习性发作了，仅仅因为怕晒，怕脏脚，就灰溜溜地回宿舍去了。晚餐时，大肚皮问我，“高中生你今天怎么没来呢？”我很忏愧地答道，明天我一定会去看。师傅们也没笑我，只是说“没事，慢慢来吧。”晚饭倒还算丰盛，从工人们的反应来看，平时也不差。亲戚在伙食上确实没有亏待他们。亲戚家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慷慨”，晚饭过后，亲戚家会开车接他们进镇里娱乐。当然，此娱乐并不奢侈，只是打不赌钱的麻将以及喝茶罢了。不过以我在宿舍里待了一天的感受，进镇休息最大的意义恐怕是空调。四第四天．我并没有出去。第三天的上午，我去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工作，问了大肚皮师傅挺多问题。算是对他们的工作情况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午饭时，几个师傅问起我的高考成绩，我说我成绩很糟糕。虽然我说出我那个只够读三本的成绩，也让他们够羡慕了。他们都劝我最好去复读，就像我亲戚，乃至我父亲劝我去复读一样。其实我已经做好决定不复读，因为我无法想象在父亲的眼皮子底下再生活一年。不过，我得骗他们我没有做决定。师傅们太热情了，我不顺着说就太不识人情了。晚饭过后，在他们打麻将时，我在平板上码完了一篇随笔。所以，今天我为什么没有出去呢？还是那个老毛病。长期不从事劳动，体质薄弱，意志懒散。据工人师傅们说，我的房间实际上是最凉快的。可这凉快也就仅此而已。又一次四点时醒了。中午时，实在撑不住，想再睡一会儿。结果只睡着了半个小时就被热醒了。我感觉我的大脑都被这热浪给弄迟钝了，看书也看不进去。躺下更是折磨，床也是热的，而且风扇还吹不到。蚊子果然还是搭理我了。没带花露水真是一大失策。救星来了。从来没有觉得，吃西瓜是这么幸福。尽管只有一块。但这种冰凉的感觉，光是回忆起来，都感到荣幸无比。不过这也是够讽刺的，我不禁嘲笑我自己，我有什么资格呢？我待在舒适的屋内，我连观察都不能坚持下来。不过，带着这种罪恶感，我反而能心安。多么虚伪，这个人说自己在乎这些。与这种怠慢不做抵抗了，居然开始陪伴它了!不知是这是自造的讽刺剧，还是本来就是一出讽刺。荒谬感就像自然一样被人们开发利用，就跟没有自然人类就不能生存一样，荒谬也成了必要的资源。替我书写一个诗篇吧，我已经不能再编造了。文字不再攀符在纸面上了，笔尖已经不是文字的主人了。塑料泡沫被鸡误认为了米，它们不假思索地啄着这团白色的物质。我看见，其中的一只，其实根本没有真的咽下去，泡沫被穿刺在它的喙之上。哈，真是一个不错的装饰啊。可笑极了。五依旧是六点半起床，七点时，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去看一看了。还好，鞋子没湿，只是特别脏。一次轮班有五个人，两个人开铲车，两个人在内检查，一个人在外检查。我首先看到的是在外检查的大肚皮师傅。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向他请教这个工程的事。他挺乐意回答。虽然因为口音，听起来略有点吃力。不过还是知道了很多有趣的情报。机械都是从蓝色的铁棚子里冒出来的，铁棚外围有处理过的和待处理的石子，就像那些旧城里没人管的拆迁废墟。碎石机的传送带就像向锅里撒盐般撒下碎石。在碎石机的手臂下，是灰茫茫的，像雾的颜色的不同尺寸的碎石。它们堆积成锥形，新的碎石子“滴”在顶部时，会飘起几层薄膜似的雾。漫天都是灰尘。而当卡车经过时，漫天的尘土就要形成风暴了，不得不让人注意着避开。我原以为，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结果大肚皮师傅告诉我，只有两个。而他在外面，只是因为棚子里的人看不到外面。必须有人在外巡视，随时盯着机器。他们这个工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机器。理论上，机器不坏他们就可以省事，但是，机器是每天都会出毛病的，就像一个没人盯着就不会走路的孩子。我问他，这个工作做了多久了？他说，干得最久的一位已经十年了，而他做了两年。一般一次就是半年。他们还不得随便退出，必须找一个顶班的。可能不这样就发工资，我想。他们的工作是经过一个人介绍来的，这个人又恰好认识我的亲戚。他们还找得到工作。而进度在他们之后的提铲的农民工，则是更没有保证的，还更累，工人师傅也对我说“我们干的还不是最累的活，实际上，越累的伙拿的钱越少，我们还有一种技术可以维生，农民工才惨哦，只能拿着个铁铲铲，在太阳底下工作。”看着“尊重农民工，理解农民工，保护农民工，关爱农民工”的标语，我希望它能够落实吧。虽然是轮班制，但最久的时候有16个小时。我问下雨天怎么办，这么多泥一定很难熬。还好，除了要赶工，下雨天可以休息。不过我想起土房子屋顶的透光，墙壁的裂缝，料想这也好不到哪去。师傅却很乐观地说，“虽然没有空调，但是土房子降温也快，冬天也暖和”。这样不无聊吗，我不禁这样想，他除了维护时，基本只能看着那些传送带有没有正常工作。他却说，不无聊，因为累。我没带安全帽，所以只有等出故障了才能进去一探究竟。一个小时后，确实出了。检查的师傅也忙活起来。作为机器的维护者，他们得懂每一个环节的修理技巧。比如，焊接，切割。碎石机下方的土只能用铲一点一点运走。他形容，发现故障就像做题，他们要找到解法。不过我完全分不清这些轨道到底对应哪种石子。碎石机内部的器官比它们在外展现的模样要复杂得多。各个传送带都从一个地点出发，但之后就像灌木丛般野蛮生长，十字立交般交错纵横了。这种做题可比中学的传送带问题复杂多了。我原以为在外检查是相对轻松的，结果进去后发现，控制室里面还有空调，不错，还算有人性化的。但是这个里面的操作房间，走起来是颤抖的，感觉随时都会垮掉。地板上有各种杂乱的黑色缆线，虽叫地板，却能看到楼下。控制台被灰尘蒙得看不清写的什么。仪表盘很有意思，和高中物理实验室里长的几乎一样。我在铁架子上还看到了一只被自己的网吊死的蜘蛛。在靠近顶部的位置，有铁网拦截尝试过线砸人的石子。两个小时，终于修完了，工人师傅叫我到棚子外面看启动的过程。碎石机这个打瞌睡的机械怪物终于苏醒了，先是它那吞入石子的巨胃在翻腾，之后便是它的肺部在抽动，最后是手部在手舞足蹈。这钢铁巨兽开始了不优雅的进餐。齿轮呼出的灰尘让我的视野都开始模糊了，从窗口投进的光也染上了土的颜色。它的第一声就像地震警报，随之而来的也像是地震。不仅是碎石机，在我身后的铲车也抬起双臂。呼啸声仿佛让我身在一个灾难片之中。这是无与伦比的“临场感”，比任何电影，报道，文字，音乐，绘画，摄影都要震人，这些人就是活在这些声响之中。大肚皮师傅说，他们这里有一位抖音主播来过。因为特别热，这个主播的拍摄团队备了三四个风扇。大肚皮师傅描述这个浮夸的场景时，比划了好几个巨大的弧形，然后模仿着语气，说“这就是不读书的下场”，但另一个师傅说“是没文化的下场”，还有一个说“是不识字的下场”。中午吃饭时，不仅这两个人，好几个或者说几乎是全部人都在说“这就是不读书的下场”。他们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行就复读”，还要把今天所见写个文发上网。系统总是会出问题。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但是人类这个机械的他者，总是会让机械维系下去。系统总是会损坏，人类总是得介入，这是系统维系的根本理由。一个隔离的系统，总是会消亡的。没有他者的人，系统总是会损坏的。明年初，这条高速就会通行了，届时，机器都得撤走。他们要换地方工作了，或者更现实点，要找新的工程了。后记去年暑假时（即2020/8/5），我答应师傅们要写个文发到网上，我也确实写了发了，但是只是挂在了空间说说里，还是仅对好友可见。我在工地住的一周里，写了四天的日记。这两天相当于是把这些日记拼凑了起来。现在才终于算是公开了。重写是一月份开始的，拖了三个月，到昨天才拼命地提了进度。说起来也挺好笑的，直到昨天，我才搜索了“这就是不读书的下场”，还真有挺多这样的视频。可我没点进去的兴趣。2021.04.05作者：途晢棂
我很小时就在折纸飞机。折法是生父教的。生父会折两种纸飞机，他也就教了我这两种。直到现在，我也只会折这两种纸飞机，也许加上它们的变种。我一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以为它们是不需要名字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居然查到了。 我会折的第一种纸飞机叫猎鹰，在折的过程中还无意摸索出了信封的折法。 第二种则是DC-03的弱化版本，也就是未经剪裁的版本。学会折它的头一定花了我很长时间，因为记忆里我曾为自己的迟钝而急得掉眼泪。第一次独立折出来是一个晚上，已经十点（我那时的睡觉时间）了，我仍不肯睡觉，反复摸索后终于折出了这台纸飞机。记得奶奶在那个晚上还表扬我有恒心和毅力。总之，折出这种纸飞机后我就再也没有忘记它的折法，因为第二天我醒来后就连折了十几台。 后来我看《少年科学画报》报道北京的一次A4纯折纸飞机大赛。大赛设两个冠军，一是飞行距离最远，二是滞空时间最长。飞行距离最远的纸飞机折法相当暴力——不停对折，直至把A4纸折成一根棍子，然后像丢标枪那样丢出去。滞空时间最长的纸飞机正是DC-03弱化版——当然，比我的更好一些。在生父教我的版本之上，这个纸飞机对纯折比赛打了个擦边球——用铅笔将机翼卷了一下，因此获得了更好的稳定性，滞空时间当然也就更长。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我也就学会了这个操作。 可惜我的小学并不让折纸飞机。当时我在班上虽然是个刺儿寡头，天天和班主任争辩学校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但对这个规定是想都不想就认同的：都禁止追逐（注：双脚同时离地视为追逐）了，每天早上都要站5分钟军姿了，学校里面装满摄像头了，那么不让折纸飞机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过有一天放学之后，我看到有人在玩纸飞机，而且老师们也熟视无睹。这以后我就知道，在这片热土上有些规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甚至随口一说的，只要双方进退有度，保持某种默契，那么不少规则就可以被暂时地无视。这以后我和班主任的争辩少了许多，而且也玩起了纸飞机——母亲是初中教师，天天把学生留堂，往往要六点以后才能来接我，这时几个伙伴早已回家，有纸飞机玩后我不至于枯坐等待。 那时的我还是很聪明的。一千多个日夜过去，我带着升上全市第一初中的荣誉升上了全市第一的初中，而且入学成绩在初中也名列前茅。 作为副班长的我把小学那样的规训强加给未经如此规训过的同学，受到反抗，然后被同化，终于能开始享受未曾享受的童年。在这个过程里，我惊喜地发现我的初中可以随意折纸飞机。 在初一时的校运会上，我们这些没多少运动项目的人折起了纸飞机，还相互比起了滞空时间。最初的一小会里，大家的飞机都比不过我，因为虽然大家都折DC-03弱化版，但除我以外没人会卷机翼。然而不久之后就有人给自己的DC-03弱化版贴上一截尾翼，独立探索出了DC-03原版，并迅速立于不败之地。我记得我当时想说“粘贴犯规”，但仔细一想又发现这场比赛从没有说是纯折比赛。所以我模仿着他们的构型，用裁纸的办法也造出了DC-03，而且因为没有透明胶的额外重量，飞得比粘贴尾翼型DC-03更好。这以后在不约而同形成的擂台赛里，我又是连续当擂主。 我们的比赛吸引了学长的注意。有个初二的学长看我飞得挺好，说能再帮我改良一下构型，就给我的纸飞机随便撕了两个俯仰舵面出来，然而因为是随手撕的，这以后那台飞机飞得还不如没改进前好。不过我倒是因此认识了这个学长。他名叫张锦，和我一样对自然科学知识感兴趣，并且常有些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向我讨教。 我终于还是升上了佛山一中。这时的张锦通过物理竞赛进了重点班，并鼓励我也这么做，我也因此开始学习化学奥赛。记得在佛山一中时我也想折纸飞机，但那如我小学一般的氛围让我始终不敢带头。佛山一中魔方社曾为了准备魔方比赛而集资给高一的每个班派发了三个魔方：三阶的、四阶的和三阶镜面的。一个星期以后副校长杨汉知道了这个事情，也就挨个班挨个班地收缴，我记得他手上拿着班级表格，每个班有三项需要打勾，再细看，发现正好对应着三个魔方：三阶的、四阶的和三阶镜面的。这时我想起三年前我尚在初一的时候，有同学曾因20秒还原三阶魔方而被级长表扬，受封“魔方王子”。 其实我初高中本是同源，分开办校也不到二十年，这么大的差异总让人怪罪到二者之间的体制差别上，我的高中作为一所公立学校似乎就一定要有条条框框，初中作为私立学校好像就可以自由散漫。然而我又听说佛山一中十年前并非如此，而是每天四点半就放学，直到七点才开始晚自习。这让我知道让二者殊途的并不是公私立体制的差别，而只是不同的外在环境和纯粹的时间。只一年以前我不还在初中快乐地生活着么？只一年以后我不已经在佛山一中沉闷地学习了么？这前后我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不是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吗？放在学校上大抵也是如此。 暑假里，我去德国游学两周。彼时我游学的某德国文理学校（相当于普通高中，区别于职业高中）已经考完了期末考，老师和学生都没心上学，于是课堂上的老师漫不经心地讲，讲台下的学生漫不经心地听。在一节宗教课上，懒得听各教教义的学生们终于玩起了纸飞机，不一会儿整个教室就被纸飞机淹没了。我捡起一架德国的纸飞机，发现它并没有我们的纸飞机那样精致，显然并不是为了在自发的比赛里争夺名次，而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毕竟我折一架DC-03原版至少也要十分钟，有那工夫折，还有精力玩耍吗？ 回到中国一个月以后，我的化学竞赛梦终于破灭了。又过了快一年，在我们为高三加油的喊楼仪式上，我又看到了飞舞的纸飞机。它们有的飞到中途就因高度不足而落地，还有的在空中就解体了，回到一张纸的形状。高二级与高三级两栋楼相隔的庭院间，处处是纸飞机和纸飞机的残骸。 然而我们班却没人折纸飞机。这时我终于想起杨汉曾明确说喊楼时不能折纸飞机，并且作为班主任的杨箧也向我们如此三令五申。倘若没有杨箧这样的班主任，也许我们能无视杨汉。然而我就是在杨箧的班上，和杨箧畏畏缩缩的学生一起畏畏缩缩地做题。我曾以考出的几次全班第一和“准重点班学生”的身份自傲于这个无能的平行班，现在却还是变成了同学们这样畏畏缩缩的样子。 想了二十几分钟以后我终于还是决定要折一架DC-03，因为只有它能从我所在的高二级七楼放飞、飞到对面的高三级。我开始慌乱地折。折DC-03最需要时间，此时最缺的就是时间，但想一直飞到高三又非折DC-03不可。时间紧迫，飞机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然而即使如此，我也倾尽了自己的努力。 慌忙折好以后，我又慌忙涂画上“高考加油”的字样。这时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已经散尽，他们的青春已经和我一样早夭，自然没有多余的激情去干学习以外的事情。不过，别的班还有零星的喊楼声，重点班尤甚。 我生怕在寂静里放飞全校今天放飞的最后一架纸飞机，所以我趁着还有人喊楼的时候把它抛了出去。起初这架DC-03飞得和我折过的无数架DC-03一样平稳，但一阵疾风吹过便让它笔直向下坠落。虽然调节好的重心让它恢复了姿态，但已掉到三楼高度的它最后还是没能飞到高三。如果说它比别的纸飞机优秀，那么也只是它落地比较平稳，理论上还能捡起来再飞而已。然而又有谁会在纸飞机堆里捡起它呢？ 比其它纸飞机多耗费数倍工时折出来的纸飞机，最后也只是掉到其它纸飞机构成的纸飞机堆里，然后像其它纸飞机那样被值日生们不耐烦地扫去。 这以后我再没有折过纸飞机。 这时学校里有流感，生病的高中生大抵都不愿回家，于是也就留在学校传染更多的人。我中招了，当晚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发起高烧。第二天的“高考假期”里，我抱病回初中看望老师和尚在初中的同学，然后一如既往地在怀念的情绪里流下眼泪。这以后学习忙了起来，并且不久以后就爆发了疫情，我于是再没能回初中。 初一校运会时和我一起折纸飞机的人们在佛山一中全部进了重点班。现在他们一个去了中山大学，两个去了复旦大学。张锦在华南理工大学搞计算机科学，不时能参与一些公司的工程而获利。 想起自己那时对时间力量的体悟，总觉得还是片面了。有力量的其实并不是时间，而只是“力”本身，时间只是让力得以积累成动量罢了。再短的时间，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力，也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动量，就像那股短促的疾风让我的DC-03失去平衡、发挥失常。再小的力，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可以积累成极大的动量，让原本在一起的人们从此再不得相见。作者：黎想
2020年到了尽头。心理课的最后一节课上，作为作业的一部分，我上台演讲。 “命运其物，我们既可以反抗，也可以安享它给我们呈现的每一个瞬间。”演讲结束时我这么说。几个人的演讲里我自认“节目效果”最好，因为玩手机的同学们居然有几个抬起了头。 这天晚上，我的高中开起了晚会。我的朋友圈被高中同学们刷屏：转发的节目单、与高中校门的合影甚至现场的照片和视频…… 这时我在QQ空间看到了有同学转发了这样一句话：妈的，海马濑人刚把👴搞燃起来，一翻pyq全是我阴间高中的晚会。一群傻逼跑回学校装什么校友找找存在感，看学生跟看猴一样来享受一下优越感，最后再稀里哗啦的一哭来纪念一下自己的青春，不是，你他妈的几岁啊，你青春在这个猪圈里面吃了三年屎就结束了吗😅二十岁没到纪念你妈逝去的青春呢？真他妈晦气，我回高中先把我班主任跟语文老师杀了，再把你们这些回去的也都杀了，还整你妈朋友圈校歌接力 着实没必要嗷，把爷气笑了，还整你妈一中人的自豪，你的自豪是看几个妹子跳街舞看出来的？我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就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操你妈的，微信一键卸载，我不想跟这个傻逼高中有任何的牵连，对这个狗学校我只能骂脏话，我每天都希望这个学校哪天爆炸了，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善事了 我小小地笑了一下，默默点了个赞。不过我常说“不打扰别人自认为的幸福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道德”，所以在朋友圈里我保持了沉默。而且今天这样的场景，在毕业时我也已经预料到了。 在毕业后，我立即着手撰写佛山一中生活的回忆录，而在这一系列回忆录的开头，我引了《人类简史》中的一句话，现在更证明了它的正确：“已成为母亲的女性其实无法理解分娩时孕妇的痛苦，因为她们分娩以后，沉浸在内啡肽中的大脑会将记忆篡改，减轻她们回忆里的疼痛。” 让母亲们继续说：“分娩其实想起来也没那么痛”吧！让大学生们继续说：“高三其实想起来也很幸福”吧！我永远站在准妈妈与高中生这边。我绝不会用日后的回忆覆盖掉当时的体验。 只是看着台上同学的表演，我又想起了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以及我还想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告别舞台已经快两年了。 幼儿园时，聪明和智能的概念是通用的。这也就是说，一个算数很快、认字很多的小孩，在其他与智能有关的方面也往往异于常人。所以作为班上认字最多的小孩，我少不了被老师拉去搞各种活动，比如幼儿园的晚会。 幼儿园时我两次上台当主持，这也就是我前两次站上舞台。我对第一次的记忆不甚清晰，但对自己第二次上舞台却有这么点印象： 那之前我隐约听到我的老师们在交谈：“黎想吗？不行的，他上次表情那么僵硬。” “但是你要这么玩，也只能找他了。教他表情总比教别人英语简单吧？” 总之我当上了主持，而且要模拟翻译的效果。也就是说，中文主持每说一句话，我就要在后面跟上对应的英文翻译，当然是预先背诵好的。 Chinglish很好的母亲是怎么教我英语的，我懒得回忆了。不过一想起这次上台我总会记得当时我在幼儿园多花了一个周末，去练习“主持人式礼貌微笑”。那时我就是假笑不起来、礼貌不起来，我的表情并不由我属于理性的一部分控制，而是完好地、实时地展示我心情的动向。不过，晚会以后老师和家长的评价竟然还不错，也许是我终于挤出了一点假笑呢？那次上台太紧张了，我对主持的过程没有丁点印象。 后来因为音准比较好，二年级时我被合唱队选中。直到四年级被计算机竞赛队和“小小科学家”竞赛队挖走为止，我参与了合唱队的历次活动，我记得我们练习过《在银色的月光下》的一首变奏，歌曰：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着银色的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 离开合唱队以后我又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学校的几场晚会，据说我的表情与动作还是那么僵硬，但我还是拿下了学校“十大歌手”第四名。 只是上初中后我很快进入青春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自己的第二性征和生理性别，又因变声而与歌唱告别。不过，虽然学会吹口哨比较晚，但我吹口哨的水平很快就处于班上前列，我的音准体现在口哨上，成为对自己再不能歌唱的一点安慰。 几乎在放弃对自己女性身份想象的同时，我发现自己学会了写文章。我的作文慢慢得到了老师的关注，私下写的小说也在班上传阅了起来，在几个贴吧里搞贴吧政治学还有不少回应。这时我想，我也许能去玩玩演讲。 我的第一次演讲是在初三时的家长会上，时长为半个小时。我的生父和母亲也在场，他们说，家长们对我的评价很不错，说我讲得很好。不过我没想到在台下的家长里竟有佛山一中的副校长辛草（也就是《母校》里的杨汉），当然也没注意到他赏识的目光。至于三年后因为这赏识而免遭处分，则更是不可想象的。有时生活就如小说一般，在此处埋下一个伏笔，三年以后再予回收。 只是升上高中以后，化学竞赛强迫我把所有其余的爱好都丢到一边，演讲比赛、话剧比赛，还有辩论赛，我都要么没能参加，要么因为时间冲突而中途退出。只有语文课例行的课前演讲能间或显出我与同班做题家的些许不同。 这以后的事情各位是熟知的：把自己的一切作为筹码在“通过化竞上重点班”的赌桌上输得一干二净以后，我被分到了整个年级倒数前三的班级，然后竭尽全力想捡回曾被自己抛弃掉的一切。 开学后第一场比赛是班际辩论赛。高一时的辩论赛，我曾带班队参加，初赛中以大比分胜过对手。复赛时我想着专注化竞，没去参加，我组织的队伍因为缺乏领导核心也随之解散，班上临时拼凑一支队伍前往，惨败。高二的这场班际辩论赛里，我想弥补自己的遗憾，拿下因弃权而未获得的冠军。然而新的队伍却并不让我满意：高一时，我在国庆假期组织线上集训，队员踊跃参加；这时我想组织集训却没人答应，连辩论材料也全部由我收集。 辩题是“中小学能力分班制是否有利于学生成长”，我们在正方，也就是支持分重点班的一方。这让我想起自己太多的事情，辩论中自然没法发挥。我已经如此，毫无准备的另外三人水平更是糟糕，于是我们惨败了。这时我想起自己高一时组的班辩论队，四人里除我以外都进了重点班，再看看现在不争气的队友，只得长叹一口气。我知道，要想带着他们成就什么东西，将会是很累的，而不是很爽的。 与此同时我还写出了话剧剧本《时之风》，我自认这个剧本是十分优秀的，然而这一年没有话剧比赛。我于是想在年级跨年文艺晚会上把它演出来，然而在班上找不到演员，也许文科班有人乐意演出，但我们是离文科班最远的班。最后，这个话剧企划也还是胎死腹中。文艺晚会上，看着重点班的表演，想到自己本该是在他们之中的，我哭了起来。 文艺晚会后还有个英语剧大赛，我的班级还是一如既往地初赛即淘汰。这以后我又看到了重点班的表演：他们把歌剧《悲惨世界》改换背景，从法国变成了佛山一中，然后又进行适度删改使之能在大赛里演出。他们的演出效果非常好，唱到《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时全场除了我都在欢呼。只有我想到自己本该是在他们之中的，又哭了起来。 有些机会错过了即是永远，比如高中入学时进重点班的机会，比如高二分班时进重点班的机会，比如高一时上台表演的机会，比如高一时拿辩论赛冠军的机会。这些单独拎出来都可以当人生的常事，用一口气叹掉，然而几件事加在一起却不是一口气叹得完的。更让我伤心的是，我是为了抓住一个本不存在的希望（化竞进重点），而将其余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演讲、辩论、话剧）抛弃掉的。 如果说我在学校里还有什么能上台的机会的话，那就是接下来的演讲比赛。我轻松通过了初赛和复赛，然后进入决赛。我给决赛准备的演讲稿名叫《命运》，文首的心理课上我也正是拿它水作业的。决赛里，第五名名叫王风子，她的主题是《物理之美》，居然一本正经地讲起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并且讲得还不错。第四名杨昭的主题是《世界不是非异即同》，我本以为她会讲些我听烂了的朴素哲学，结果她上台讲的却是“性别认同与性取向”这样的话题。我拿到第三名，评委说：“除第一名外都像是在上课、讲自己的话，而不是在为比赛而演讲。我想这个比赛可能改叫‘佛一百家讲坛’会更好些。” 评委的话给了我寻找朋友的灵感。决赛的第二名早就是我的好朋友了，那么杨昭和王风子成为我朋友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这天晚上，我去她们的班级找到了她们，并且很自然地交上了朋友。众所周知，相互吸引的人总有些共同点，我们竟都来自单亲家庭。专注研究性别权利的杨昭后来自然是跟我一起参加了佛山一中“10·28”综合抗议活动，并因我的包庇得以全身而退。王风子看似不问政事，但她与我的共同点更多，关系也更近一些。我们后来不约而同地有了对心理学的兴趣，还互相分析以绕开自我分析时的障碍：毕竟我们分析对方时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分析自己。 这以后佛山市搞了一个学生演讲比赛，佛山一中组队前往。校演讲比赛决赛的五个人里，第一名和我同意了邀请，但第二名、杨昭和王风子都拒绝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何拒绝。 对演讲比赛的集训开始了，他们拒绝参赛的原因也随之揭晓：这个演讲比赛，要的是“真正出于比赛的演讲”而不是“讲自己的想法”。幼儿园当主持时强作微笑的惨痛经历本已忘却，若不是这次集训给我提醒，恐怕我会一直忘下去。这时我明白了，“表”和“演”，我只会表，不会演，我是表者，不是演者。 集训里，我结识了几个想走艺考道路的演者，知道了她们道路的艰辛。 金奖第一名的演者就来自佛山一中。她叫陈若旻，和我同届，日常说话也有那么些播音腔的味道。后来受她影响，我说话有时也会注意咬字。她本来想走播音主持的路线，却因身高不足而放弃，转学编剧。她也有像我、杨昭和王风子那样精彩的故事。 比赛的日子很快来临。我拿下二等奖，离场。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舞台。 再后来就是除了我们的综合抗议运动以外不值得被提起的高三生活了。疫情里，艺考推迟，本可以专注艺考后再复习高考的陈若旻，被迫同时备考高考和艺考。 高考结束，陈若旻没能被自己梦想的大学录取。当然，她的大学还是比我好一点。 我是表者，我需要舞台，但舞台青睐演者。演者获得了舞台的青睐，却不得以表达自己。后来，疫情让表者求仁得仁，演者志不得遂。不过，表者的求仁得仁是因为此前的志不得遂，演者的志不得遂是因为此前未曾志不得遂，两者的本质其实都还是志不得遂。 除了已经毕业的表者和演者，还有几个表者和演者在佛山一中生活着，她们已经高三，处境似乎比我这一届好一些。 已经是深夜了，2020年12月31日的深夜。零时，宿舍区传来“新年快乐”的喊楼声，这是去年我在佛山一中度过的那个元旦所不曾有的。四年前的2016年12月31日零时，我初中的同学曾串宿舍派发礼物，那时我并不知道温暖为何物，直到初中这一段间冰期过去，人生的冰河期再次降临，我才能形容何为温暖。这也就是说，我要明白一个事物是什么，就得等它被夺走才行，而要真正体验一种情绪，就得等失而复得才行。不论如何，在这个2020年12月31日的深夜，我终于见到了温暖，以及为这温暖提供动力的东西——人们火热的青春。很可惜，这又是我的一个被佛山一中葬送了的东西，我只到见别人拥有青春的时候，才能回想起自己有青春的那么几个瞬间。 我新年的第一句祝福发给了王风子：“新年快乐，学习顺利。”我说。 “新年快乐，一切安好。”她说。她竟然秒回，这也就是说，佛山一中学生今年的元旦是在家度过的，而不是和我们一样没得休息。 互相简单交流了彼此的情况后，我们互相道别。 “祝无梦。好梦醒后惆怅，噩梦醒后惊慌，唯无梦方得安眠。”我说。 “无妨，我倒喜欢做梦，不过梦本身就不是安眠。（笑）”她说。 “再会。”几乎是同时，我们发了出来。 我又打开微信，朋友圈里学校跨年文艺晚会的刷屏终于过去，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幸福着。这时我才想起，被大家所转发怀念的这个跨年文艺晚会正是我的《时之风》曾计划演出的那个晚会，这一次我终于能把它作为一口气叹了出来。在比高中温暖的大学里回忆着高中的这一切，这让我有了一种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我想必不能只叹一口气就结束回忆的过程，而是要掉十几滴眼泪。 我想着给这感觉找个名字，居然找到了。 这感觉名叫“超脱”。飞吧飞吧我的马，箭一样地飞翔。飞向无极宇宙，摆脱人世沧桑。飞向无极宇宙，摆脱人世沧桑。——《在银色的月光下》作者：黎想
下雪了，大雪夹着大风，天地之间只剩一片白色。 这天，我和左左朋友一起上计算思维导论课。计算思维导论是我们的专业课，其它同学都在认真学习，前面的一个同学在她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想把PPT的每个字都写下来。不过，这节课对我和朋友来说都是水课——这些东西我早在接近十年前就学得差不多了，不需要听，而朋友则无论什么课都吊儿郎当，包括这节课。 一直刷着自己的手机，我们很快就闷了。于是我们打开B站，互关后又互相翻动态，这时他翻到了这张图：（图中未高斯模糊的是B站up主“真·凤舞九天”） 他惊呼：“你居然见过萌凤（注：‘真·凤舞九天’的昵称）？” 我也惊呼：“你也搞化学？” 他于是说，他曾经是搞化竞的，还把好几个同学劝去了化学专业，并且兴高采烈地向我描述他们挨铁拳的样子。如果他没有吹牛，那么他至少创造了3个左人。 “你可真是带恶人，我祝你死后下氟锑酸地狱，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氟锑酸质子化，质子化完了之后又复活进第二桶氟锑酸，连续不断，苦不堪言。”我笑道。 “但他们都是自愿的啊，我只是推波助澜一把，选专业地决定还是由他们的自由意志作出的，自由，懂吧，是自由。”朋友也和我开玩笑。 “啧，老libertarian了。”嘴上还在开着玩笑，思绪却已把我带向他处。这也许是一个从几十年前开始的故事。 外祖母化学一向很厉害，但高中时恰逢国家大事，失学，成了小学教师。她一直很后悔因为时代浪潮而没能继续在化学方向发展，直到发现自己色弱，才稍稍宽心：反正都学不了。 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被高中生们当考点死背的知识：决定色盲与色弱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于是外祖母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舅舅）也都是色弱，不巧的是，他们的化学也特别强。 大舅，化学竞赛全国一等奖，保送时被大学以色弱为由拒收。复读一年，再报化学专业，这次的结果好了些：接受调剂或者拒收，二选一。大舅选择了前者。 二舅，化学竞赛省一等奖，因前车之鉴，未选择继续竞赛，也未选择化学专业。 懂高中遗传学的人不难计算：因为外祖父不是色弱，母亲也就不是色弱，但她的两个X染色体里有一个来自我的外祖母，那么我作为一个男孩，有1/2的几率是个色弱。很不巧，我就是色弱，并且我的化学也还是很好。小学五年级时我开始参加“小小科学家”大赛化学组，省一等。六年级时上午刚考完小升初，下午再次去这个比赛，又是省一等。 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我预习完了初中化学书。因此，我四年后在初三化学课上可以预习完高中化学书，并且帮化学科组出题。记得当时我们的化学老师向我们悬赏，说可以按出题者的要求表演一个实验。我于是拿索尔维制碱法流程出了一道大题，竞标成功。老师当时答应我做铝热反应实验，可恰逢学校实验室装修，只得作罢。实验室装修完毕时，我们已经毕业半年了。 初中毕业了，那时，我带着从计算机、自然科学到人文社科的广泛兴趣，以及满腔的热情告别了初中。那时我想，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在高中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为自己争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就在开学第一天，我发现自己所在的普通班气氛相当沉闷。本是认识新朋友的最佳时机，可我班上的人却全都坐在座位上看自己的书，而一墙之隔的竞赛班倒是欢声笑语不断。人与人总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让我在小升初里拼命考上了自己的初中，而不是就近入学公立初中。然而，现在我又回到了这个为我所厌恶的氛围里。 看到竞赛班里的几个同学，我才想起我本来可以进竞赛班的。中考完后，高中竞赛班开始选拔，规则如下： 我不是普通生，而是“指标转普通”生，虽说比普通生降了十分，但也占了生源里30%以上的比例。当时看到这个通知，我没有报考竞赛班。然而我发现竞赛班里有好几个同学也是指标转普通生，我去问，他们告诉我：实际操作中根本没有管生源成分。后来我又发现，就连中考没被我高中录取（虽然是被更好的高中录取）的人也可以参加这个考试，然后到我的高中就读。 幸运女神总会眷顾我的。我想。在隔壁传来的欢笑声里，我回到我死寂班级里的座位上，翻起化学选修三，那是我初三时买的高中课本，百看不厌。 幸运女神果真眷顾了我，竞赛班的班主任（下文不妨以化名“伍振英”称之）看到我在翻这本书，便邀请我参加化竞培训。伍振英（老师）还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后有可能重新分重点班。因为色弱，从一开始，我就不对“奥赛拿奖参加自主招生”抱什么希望，但伍振英（老师）听说后依旧鼓励我参加，我于是进入奥赛培训班，开始了努力，一是为了进入重点班，二也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想学习更多的化学知识，毕竟这几乎是我学习大学化学知识的唯一机会。 高一开学，第一节课，整间教室里坐着的八十多个学生没有让我退缩。也许是为了考验新生，第一节课，伍振英（老师）的讲课节奏非常快，讲了一大堆东西。我记得，在这节课上，我是与伍振英（老师）对答最多的学生。下课时，伍振英（老师）宣布下一节课要考试，且会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去留。我向他要来课件，把这个ppt整理成一万多字的word文档，发在群里分享给同学，又用三天时间把里面的东西吃穿，至今还记得其中最难的是不同轨道电子电离能的经验公式。 竞赛班第一次考试，我位列第七，与第一差了6分。我决定继续拼命。第一次段考中，我化学级排11，期中考时，我排第二。 然而竞赛班并未重新分配。学校政策就是如此反复无常。我把分入竞赛班的希望寄托在高二的重新分班。据往届政策，高二两个理科重点班里，各有一半名额分配给我们奥赛生。 不过这时另一个机会到来了：我通过学校筛选，成为我校化学学科参加2018年中学生“英才计划”的唯一一名候选人，先在网上参加笔试，然后去中山大学参加面试。面试那天，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毫无面试经验的我第一次打理起了个人形象。 这次面试我排在最后，和一个来自广东省实验中学的学生一起面试。我还记得面试时印象深刻的一幕：面试官问：“你们平时在化学方面有什么研究或探索吗？”省实学生：“我们学校请了xxx院士带我们搞课题，我们研究了饮水机水垢的成分，发现……”我答：“在做‘铝与酸或强碱的反应’实验里，我发现石蕊试剂滴入反应后溶液中会褪色。为此，我提出了三个猜想、设计了两个实验，分别是……这些也记录在了我的报告里。也如我报告写的一样，经验证，猜想2是正确的。” 广州学校对佛山学校的资源碾压把我吓得不轻。虽说如此，我还是成功入选了，并且在入选名单上没有看到这位同学的名字。也许是我自主设计实验的思维被看中了吧。高一上学期期末，作为佛山市化学学科仅有的三位入选者（另两位来自另一所学校），我去中大参加“英才计划”开幕式，然后在那里见识到佛山与广州间更大的差距，对此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填补。 2018年每周六下午，我都在中山大学的实验室与图书馆中度过。靠着啃，我硬是把自己的化学提高到了能与同组的华附学生谈笑风生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在奥赛班第二次考试中与常年第一的另一位同学并列第一。 然而这时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失去了太多。因为竞赛培训的时间冲突，我放弃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也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许多爱好。我曾经热爱辩论，却因为时间冲突而不能进辩论队；我曾经热爱计算机，却因为化学竞赛而没能加入。我还发现化学奥赛班里真正有能力的同学不足五分之一，为了照顾这些连高中化学都一无所知的同学，伍振英（老师）极大地减少了大学内容，甚至是奥赛考点的讲授，而是将讲课中心放在了高中化学上，只在奥赛高频考点方面有所拓展。然而与此同时，市里的另一所学校早就聘请了竞赛金牌教练，为他们的竞赛班搞培训。我失望，我疑惑。失望是因为无法学到新的知识，疑惑则是因为：即使对于奥赛本身而言，伍振英（老师）所讲的也远远不够。 前面说过，我参加奥赛班有两个目的：发展兴趣（学习知识）与进入重点班，其实进入重点班也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而现在，前者已经被证明无法通过奥赛班而实现。剩下的只有进入重点班一个目的了，而为了这个目的，我要进行大量的练习而非学习，我要做大量的应试工作。我不喜欢也并不擅长应试。尽管如此，我还是只能努力去做。高一下学期期末的广东省化学竞赛中，我获得三等奖。全年级一等奖共1人，二等奖共1人，三等奖共3人。我还记得我高一上学期进入佛山一中时，看着上一届的楼道里贴着几个名单，上面写着一些学生在奥赛班内的考试成绩，以及他们是否被选入重点班，奥数前十可以进入重点班，理化生则只有前五可以，计算机和英语则没有资格。按照这个标准，我是可以在高二时进入重点班的。 繁重的应试工作已经伤害了我对化学本身的兴趣。曾经勇敢去探索的热情，现在已经不会有了；曾经如泉涌的灵感，现在也不再有了。我只能不停地告诉自己：化学与奥赛并不是一回事，与奥赛班更无关系，没必要恨屋及乌。然而这有用吗？ 暑假，奥化班同学自愿报名8月初在杭州的集训。当时剩37人的奥赛班，报名的却只有7人。在杭州，伍振英（老师）对我们说，他想让真正有能力有意愿的同学留下，而我们几个看来就是如此。这无疑更增加了我对于进入重点班的信心。 环顾四周，我发现我与其它5人所在的“基础班”里，有一半以上的准高一生，甚至准初三生。他们比我们小一两届，水平却和我们不相上下。而据奥化常任第一说，她所在的“提高班”里，讲师用1天就讲完了《基础有机化学》，然后就开始讲更深的东西。 我再次失望地发现了差距。这是广东与外省的差距。我与一个江苏的准初三生（我的同桌）之间的差距，比我与华附学生的差距还大。 9月2日就要全国初赛，我又只能靠自己了。不过，8月下半月我没有时间去应试，因为我还要在中大搞课题。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次比赛与重点班分班没有关系：分班结果在这之前的8月30日就要出来了。英才计划为期一年，在2019年1月前，我就要弄出成果。8月下半月，我在学校旁边的河里采集水样，利用固相微萃取技术分析其中二甲基甲酰胺和二甲基乙酰胺的含量。为此，我借住在亲戚家，每天乘地铁往返中大，在环市东路与中大之间过了九天“朝八晚六”的生活。在这半个月的一天，“真·凤舞九天”来广州拍摄节目，晚上在一家餐厅搞粉丝见面会。我自然参加了，于是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张合影。 我对广州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同时对佛山与广州的差距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科目上的差距也许可以靠努力来弥补，但几个科目呢？机会数量呢？人生呢？我该怎么拼过广州的土著？如果我一个二线城市的人都被碾压至此，那些小镇做题家们又会如何？他们或许赢了高考，但面对大城市土著全方位的碾压，他们又能赢得自己的人生吗？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今后在重点班的生活满怀憧憬：至少我终于还是跨过了普通班与重点班之间的鸿沟。每天做完实验回亲戚家，站在地铁里时，我总在遐想：我能得到多好的师资呢？我能交往多少优秀的同学呢？我能得到多少美妙的机会呢？是的，悲惨的普通班生活已经成为过去，我将如愿以偿地在重点班里开始新的生活，而为此付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我的身上有了某种叫魄力的东西，后来我发现这是我至今为止最有魄力的时期。 这个暑假对我而言十分充实。一个半月的假期里，我只有四天在家。除七月下半月在德国旅游以外，整个八月我都奉献给了化学，其中一半又给了奥赛。与此同时，这也是我与母亲的第一次较长期的分离，在这之后，我们的关系成熟了不少，健康了不少，正常了不少。母亲部分找回了她的自我，而不是事事以我为中心。 然而梦碎了。 8月30日夜，高二分班结果出炉。我未被分入重点班，奥化的常年第一也没有。我们这届的分班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不透明，没有上一届那样的奥赛班考试成绩排名，更没有贴出来的录取名单。我至今没有把标准弄明白。除了伍振英（老师）和我政治老师的几句话以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标准的信息。 伍振英（老师）在我们高一毕业前是这么说的：“我的话有一定分量，但你们也要把总成绩拉上去……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听了，被恐惧擭住，但我使劲摇了摇头，把它甩掉了。事实上，那个时候离暑假只剩两周，我要退出也已经晚了。 而我的政治老师（她是一位年级行政的妻子）是这么说的：“……好像是说要在年级里排前150之类的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奥数、奥生那边又有些并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无论如何，重点班就这样在我眼前消失，我如同跳龙门的鲤鱼，跃到门前才发现龙门不过是虚幻的彩虹。但8月30日夜的我竟如此平静！我“哦”了一声便睡了，似乎早已知晓结果。 其实不然。人在面临巨大的情感冲击的时候不一定能作出迅速的反应。这天晚上，我睡得很香，依稀记得还做了个挺美的梦。可当醒来，我却只能感觉到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绝望，整个世界向我投来的恶意，一点点侵彻骨髓。有个声音开始如影随形地在我耳边低语：“你进不了重点班。你进不了重点班……”它在强迫我接受这万不愿接受的现实。因为给心理咨询作准备，这以后我养成了梦醒后记录内容的习惯。在记录里，我发现那天的这场梦是我做过的最后一个美梦。 8月31日夜，我才终于哭了出来。 9月1日晚我就要回校，比别的同学早一天，因为第二天我们要统一从学校出发参加全国初赛。那天晚上，我搬起沉重的行李，住进了宿舍。此时的宿舍楼空空荡荡，除了化竞学生外只剩一两个宿管。这时宿舍旁的村落里响起了这样一首儿歌：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我于是又在被窝里嚎啕大哭。 9月2日的比赛竟然在中山大学举行，尽管和我暑假那时不是同一个校区。我的试室风景很好，窗外可以看到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天河二号的所在地），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去欣赏，更没有心情做题，只做了最后一道题，也就是有机压轴题，然后就提前交卷离了场。 回到佛山一中，进入新的班级。我的教室在七楼，离走廊也最远，是整栋教学楼里最偏僻的三间教室之一，作为我的流放地是再合适不过了。放眼望去，班上又是高一时见到的那样目光呆滞的学生，讲台上又是只会念课本的复读机老师。拼命学了一整年的我，下场就是被流放到这个平均分在年级中从未离开过倒数前三的班级。我那成了灰烬的心，又被泼了盆水，成了又苦又涩的草木灰（主要成分 $K_2CO_3$ ）溶液。这天，我把一整页草稿纸用细钢笔一笔一划地涂黑，没留下一点白色。我的未来也正是这样成了一片虚空。没有周公为我吐哺，我也只能像南飞的乌鹊那样，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9月3日下午，我告知伍振英（老师）：我将退出奥赛班。也许是知道我的情况，他没怎么问就答应了，但也没多说什么。4日，我前往奥化班拿回了课本与资料，从此与奥赛一刀两断。回到班上，面对目光呆滞的同学，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同类。奥赛一年后，我的一切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六科总分从前一百掉到了三百开外，数学更在倒数前百，个人爱好则全部枯萎。我很难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和这些人不属于同一类，就连目光也比一年前呆滞多了。我何尝不想兼顾化学与其它兴趣？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此消未必彼长，彼长却必然此消。 高一时，我有些科目的老师是重点班的老师，高二却连一个都没有。我想找回爱好，我想提高成绩，可我又一次只能靠自己。我环顾四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凭依。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在后奥赛时代的生活。 之后的两年，我依然待在这个班级里。教室的地板比那时蒙上了更多的灰尘。桌上少了几本奥化的书，箱里多了几个不是奥化的小奖。宿舍里的同学常为几个漂亮女生而意淫讨论至十一点半，隔壁床每夜都说梦话，有时还打一晚鼾。我怀念我初中时的宿舍。那时，两个年级第一常和我看世界、通古今、谈人生、想未来。僵死的班级和肮脏的宿舍一次又一次把我的心丢入锅中熬煎。我悔，我恨。我无法原谅奥赛班与学校。我付出了一切，却连安慰都没能得到。 我想捡回自己的一些爱好。我去辩论，发现我的言辞再不如初中毕业时一般锋利，再不能让全场心服口服。我去演讲，发现自己开始前所未有地怯场，再不能口若悬河。我去学习计算机，却发现自己再不能将精力投入任何地方。 我成了同学眼中的奥赛劝退魔怔人，线下不停复读“退赛保平安”，又在学校贴吧里连发两篇劝退帖。我不想看别人在佛山一中的奥赛班里空耗青春，可更多的失败者仍在被不断地制造出来。 我很快惹来了奥赛学生的不满。有几个人说我不是真正喜爱化学，奥化第一还骂我是进不了重点班就退赛的胆小鬼。虽然水平退步严重，但我还是从形式逻辑上就将这些言论一一反驳，这时是高三上学期。 这以后不久，伍振英（老师）找到了我。他说我写的奥赛劝退文已经被传开，里面对奥赛班和老师的指责伤到了他。 我强作镇定答道：“谁先伤到谁呢？” 伍振英（老师）说：“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的竞赛班吧，本来就是以培养兴趣为目的的，你说我们可以搞得像石门（即上文所述‘请金牌教练的另一所学校’）那样，但经费什么的都要上面批下来。又比如说奥赛分班这样的事情吧，后面又牵扯到各种政策。上面的人觉得你们佛山一中就应该专注高考，别搞那么多旁门左道……总之我也很无奈……还是先不说别的什么吧，从我个人来讲，你在劝退文里指名道姓地说我如何如何……” “在同学间，我习惯对老师直呼其名。其它同学也是这么做的。” “但在我看来你就是没有尊重我，把我伤到了。已经高三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先放一放，专心考试再说吧。成绩上没什么大问题吧？” “只要肯躺平，就没什么问题。” “先不说别的了，你的帖子我觉得还是要删一下。” “我回去就删。” “好。看你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说，说吗？” “不用了。” 我于是继续着我的学习。2019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佛山一中里多了几个境外势力，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在私下继续魔怔复读“退奥赛保平安”，奥赛班的学生们继续着他们奥赛的征途，好为大学自主招生作准备。 再以后的事情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学奥赛自主招生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对高考成绩的要求让奥赛生们纷纷折戟沉沙。 从放弃奥赛的我，到坚持奥赛的学生，没一个得到好的结局。他们比我更惨，这让我有了某种罪恶的幸灾乐祸的心理。然而联想到全国上下都是这样的情况，我幸灾乐祸不起来了。 让我不太高兴的是网络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讨论者们往往聚焦于其“不让转专业”一点，这与我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我总觉得他们太过功利，但片刻后我又理解了他们。也许他们正是和我有相似遭遇的人呢？也许他们也曾和我一样，把满腔热情投入某个领域，却被不适应于他们的体制所否认了呢？也许这整个结构确实就没有给我们这些人以出路呢？ 后来我继续着在高中的生活，虽间或有一点奋起的心，却盖不住整体上的自暴自弃。在化学方向上的惨痛失败，让我彻底失去了“延缓偿付”的能力，堕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里。这以后自然是求仁得仁地上了现在就读的这所学校。我曾打算拿这所学校保底，想着“这都上不了就复读”，现在想来，我即使复读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新的大学里，我继续着自己醉生梦死的生活。至于那位化竞班第一，我不敢去问她的情况，只记得化学是她的全部，她除了化学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特长与爱好，日常成绩也不如我。也许她高考比我好，也许反之，但那都是我不敢了解的事情。 总之，有这么一群曾热爱化学的人们，后来他们全都完蛋了。这就是这群曾热爱化学的人们的故事。 同学书本掉到地上的声音把我从思绪里拉回。 “那你之后怎么没学化学，来了我们大气科学？”我对朋友继续着前面的话题。 “还不是分不够？不过够的话我也应该是物理或数学类专业。至于为什么不去化学？那就是个悲伤的故事了。你呢？” “我也是，说来话长啊。”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雪地里堆着大大小小的雪人，有的还插上了橘子和胡萝卜。路上都是雪一样的白，有些白色的地方踩上去会让人滑倒，那是雪的白。还有些白色的地方踩上去不会滑倒，那是融雪剂在水蒸发完后留下的痕迹。 在一个蒸发完的曾经的水坑里，我发现了几个小立方体，仔细端详以后我对朋友说：“这是氯化钙的晶体，索尔维制碱法的一个不那么有用的副产物，‘蓝皮’（注：高等教育出版社《无机化学》）上也说过吧。想当年我还拿它来出过题呢。” 说完，我随手把它丢进一个还未蒸发殆尽的水坑里。氯离子与钙离子在水分子的拉扯与水合作用下挣脱彼此吸引的库仑力，扩散进水里。我们看见那粒晶体很快无影无踪了。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作者：黎想
四对男女、四个家庭、四段婚姻 昨天上思修课，我听见背后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聊冷静期的事情，于是加入了讨论。我们都认为不应该有这个东西，但对于阿赵设置冷静期的动机，我们存在小分歧。我的观点大致是“为了出生率不择手段”，但女生认为是“为了让数据好看些。”我问：“那搞结婚冷静期不就能降低离婚率了吗？”女生说：“我说的数据不是离婚率，而是婚姻率（处于婚姻中的人除以人口总数）。”在这一点上男生没有发表意见。 “身边人能聊天的还是不少，如果都不玩手机的话。”下课后，我想。这节是周五上午最后一节课，下午我们没课，于是我和我的左左朋友一起出学校吃饭。 学校位置偏僻，最近又拆掉了附近的一条小吃街来建产业园，所以学校外剩下的餐厅不是脏乱差就是排长队。走了约莫一公里，我们找到开在地下室的一间西餐厅，这里环境尚可，就是手机信号不好，也许我们因此才能找到座位。差劲的信号很快榨干了我们手机的电量，在确认剩余电量正好够付款后，我俩稍微定了定神，接着之前的话题聊起天来，好消磨饭菜做好以前的漫长时光，正如手机时代以前的人们那样。这样我也就聊起了我见过的四对男女，以及他们的四个家庭和四段婚姻。 我先从我的生父和我的母亲谈起。母亲是初中教师，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当时（1998）华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还稀少，有项政策优惠，我妈便用这个政策把当时在江西累死累活干刑警的生父走动来了广东，这才有了我生父后来工作的滋润。 我的生父来广东后慢慢当上了镇派出所的一个主任，级别只比副局长低一级，每日只需端坐办公室便可月收入过万。过年时我家自然也宾客满堂。可父母从不让我拆别人送的礼物，因为他们还要转手往上送礼。三年级时，作为派出所某主任的生父出轨，母亲竭力想保住这段婚姻，所以无论如何吵架也绝口不提离婚。 但生父那样的工作是惹人嫉羡的，于是就有人要把生父拉下来，好让自己上去，人心就是如此。这个人给上级写了封举报信，举报生父的生活作风问题，落款是“一个心灵受伤的初中女教师”。母亲闻讯立即联系生父，因为只需母亲现身说法，生父的工作就能保下来。然而生父拒绝了母亲，他说：“摆摊卖水果我也能活下去，用不着你关心。”这样一来生父的工作自然丢掉了。丢掉工作以后生父去了一个投资公司，当然是不怎么正经的那种公司。比较了解程序与潜规则的他，在那里当“法律顾问”，帮公司左右逢源。 这终于让母亲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因为此时父母已经分居，她担心生父所在公司惹上的黑道会找上门来，威胁我们母子的安全。原来是生父想逼母亲离婚，母亲竭力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现在反了过来，变成母亲急于离婚，而父亲则漫不经心。然而无论哪种情况下的母亲都是被动的一方。生父看出了母亲急于离婚这一点，这让他在与母亲的谈判中占尽优势。 我的生父与母亲在2011年底协议离婚，三套房产里，一栋别墅和一间楼房归母亲，另一间楼房归生父，然而这是以生父今后不支付我的抚养费为前提的。不仅如此，生父还得到了当时而言不比房子便宜的汽车，以及别墅里七成的书。生父来拿书时我挺郁闷：那么多有趣的报告文学、文学经典，还有杂七杂八的百家著作，我突然就再也看不了了。那时小学语文老师向我介绍过《菜根谭》，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便把它从生父将要搬走的书堆里抽了出来藏着。可惜这以后我竟久未记起，直至高中时大扫除才在床底下找到，带着兴趣与记忆翻了一下。书本身的腐臭与文字的腐臭都令我反胃，反倒庆幸起小学时将它弄丢的粗心了。 初一时（2014.10）母亲再嫁给另一个城市的继父。继父也是初中语文老师，前妻是幼儿园教师。继父的前妻嗜玩成性，花钱如流水，并且脾气也不好。继父协议离婚，房子车子都轻易舍弃，只把女儿（现在是我妹妹）带了出来。继父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把女儿留给她，那会毁了女儿的一生。”然而藕断丝连，继父的前妻时常缺钱，每逢这时她定会向我妹妹打一通电话狠狠骂妹妹一顿，借此向妹妹（或者说继父）要钱。我几次目睹电话此端的妹妹被骂哭，并奇怪于她为什么不直接挂掉电话，毕竟换成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既已离婚，错又在你方，并且也不支付抚养费，还得到所有共有财产，怎还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然而现在的我反倒羡慕起妹妹来了，因为我发现她生母之所以能控制她，是以她曾被爱、能感受到爱为前提的；我对母亲的反抗以及因此得到的自由，不过是因为她控制我的前提——我被爱的经历和感受爱的能力，还有母亲表达爱的能力——都不存在罢了。爱与自由本可以共存，但对妹妹这样的不少人而言只能二选一，我这样的人更是没有选择权，甚至有些人连两者都得不到。 高二时，母亲同事的婚姻出现了变故，这已经是同事的第二段婚姻了。母亲谈起这事时，她和我还有生父正好在一年一度地聚餐，这是生父转职当心理咨询师的第四年。母亲说，同事一整晚都在对她哭诉。母亲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向同事讲自己的经历、提出解决办法，然而同事却还在不停抽泣。说这些话时，母亲显然奇怪于同事为什么不能停止哭泣。这时我苦笑着向生父看了一眼，生父显然也知道我想说什么，并且撺掇着我说出来。 我也就说：“妈，你从来就不懂得安慰人。想想看吧，从小到大，除了使用威胁手段以外，你何曾让我止哭？你以为让别人止哭的办法就是提出他们苦恼的解决方案，然而他们却只想你倾听他们的痛苦，可你却从不能做到倾听与理解。你一直说我情商低，可情商并不是左右逢源、经营‘关系’的能力，而是理解与传达情绪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你不如我，而且也不打算作出任何改变。” 生父补充道，不断地提出解决方案，其实是在不断否定别人的情绪，让别人体验到的也只有情绪的被拒绝。 “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要我去理解感受？要我去传达情绪？我只能做好我最擅长的事情，那就是解决问题。”母亲说。 18年8月，母亲的同事与第二任丈夫诉讼离婚，要请律师，正好我们邻居是律师，母亲就向同事介绍了邻居。不久，同事来了我们小区，母亲把她送进邻居家门。一个小时后她出来，邻居出门送别时说：“那这次就先收500，之后再见。”母亲显然有些诧异，打电话向生父问。 “你以为律师是电视剧里那样包办一切呢？实际上现在的律师就是这样坐着收钱的，当然，也得是有名气的律师才能这样。”生父说。的确，邻居在我镇律师里声望不低。 同事的第一次起诉自然是按惯例被驳回了。“因为你第一次起诉不是真心要离，只有你第二次起诉了才是真心要离。这就和学校每撤消一级处分需要三份思想报告一样，什么叫认错态度良好呢？一份报告不算良好，只有你交上去第三份，你的认错态度才突然良好了。”生父戏谑道，不忘顺便讽刺我高中的校规。他说，这是某种惯例，从他还是警察时就有的惯例。这时是18年12月。 夜长梦多。19年2月，同事分居已久的丈夫砸开同事新换的门锁，闯进同事家中。在把哭闹着的5岁的女儿关进小房间后，他又砸开了同事房间的门锁，并强奸了她。我听母亲说，第二天上班时，她见到同事遍体鳞伤，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没有淤青。 “婚内强奸很难判（强奸罪）的。”听说后我不假思索地摇摇头。我知道即使在观念较为先进的欧美，婚内强奸的概念至少在十九世纪末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恩格斯曾以这点论证与批判当时建立在“丈夫占有妻子”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我上网一搜，果然如此，西方国家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陆续开始相关立法。而在我国，界定“婚内强奸”仍然相当困难。并且我知道，即使同事丈夫的这种情形可以被判处强奸罪，也还需要同事的不懈努力，而这对于一个初三教师兼5岁女儿的母亲而言无疑是十分苛刻的。 19年6月，同事第二次起诉，终于成功判离，同事的丈夫净身出户。11月底，同事三婚。我们送上了祝福。 2020年8月，继父同学的婚姻发生了危机。她与丈夫的婚姻是经介绍凑合的产物，并且从结婚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争吵。然而即使早已分居，凑合着凑合着，他们的儿子也已经20岁了。不过这次的危机似乎更加严重，因为同学电话几乎把通讯录里的人挨个打了个遍，这才打到继父头上。继父通电话有两小时之久，期间基本是“嗯、唉、啊”三个语气词。 挂上电话，继父有些厌烦：“我当然知道我该干什么（指倾听），所以我没打断她，但你觉得这种事情找我一个大男人哭诉起来合适吗？” 我无奈地笑道：“那难道我妈来么？我妈倒是女人，但她也和你同学没关系，再说她倾听的能力数一数二地糟糕。” 之后我听继父和母亲讨论这事情，竟然一致同意要帮同学延续婚姻，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离呢？ “破碎的家庭能少一个就少一个吧。”他们答。 “但这样不还是破碎的家庭么？离婚只是给家庭的破碎以一个法律上的承认。对了，他们子女几岁了？” “一个儿子，独生子女，20岁了。” “那为什么还不离？这时候离婚对子女的影响不是最小的吗？” “但维持婚姻对儿子也没什么影响。前面闹来闹去的给儿子的影响也不会小，如果说他们什么时候该离婚，那只能是生孩子以前，或者孩子一两岁的时候。现在儿子已经20岁了，这20年里他都在一个混乱的家庭里长大，离不离婚对他的影响已经不大了。这个时候离婚，看似长痛不如短痛，然而他们已经四五十岁，想找到新配偶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一来他们的养老又成问题了。几十年都过来了，现在要是离了，那以前为了维持婚姻所做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我记得我想讲讲沉没成本的概念，但之后的事怎么样我却不记得了，我没有持续关注这件事情。 现在四对男女、四个家庭的故事自然已经变成了不止四对男女、四个家庭的故事。生父搬到了江苏。他事业有成，已经再婚，且打算永居于此。继父在另一座城市工作，每周三和每周五来我家给母亲做菜。继父的前妻再嫁给一个挺有钱的人，至少足够她挥霍。母亲同事的三婚生活似乎挺美满，因为母亲在此期间的帮忙，同事成了母亲在学校最好的朋友。继父的同学依然处于拉锯战中，但升上大学远离家乡的我已经无法持续关注，何况我还有太多的事要干。 这时西餐终于上菜了。牛排我要的是七成熟，然而尝起来却像全熟，没有七成熟的感觉。再之后是比萨，比萨倒是还不错，就是量大了点，我只能吃2片，剩下6片都给左左朋友吃了，毕竟我饭量不如他，而且他还没点别的什么菜。 吃完饭，朋友向商家付钱。我把牛排的价格加上1/4的比萨价格，再四舍五入，然后把我这份钱转账给朋友，这样一来朋友只用承担属于他的3/4个比萨的价格，而不用和我对半分他没吃的牛排的钱。朋友直呼算账大师。 “纸面上的帐好算，人情上的帐不好算。与其日后诉诸后者，不如今天算清前者，这样日后也就无需计较后者了。”我说。作者：黎想
这篇文章作于2020年8月14日，是对我经历的一次惊涛骇浪的出自我角度的叙述，我只能在自己所知的范围内对所述负责。 事情千头万绪，我尝试着从很多角度、很多叙事结构写过很多篇文章，都各有优劣。这应该是能尽可能把话说清楚的一篇。 这以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和人键政时，可以口嗨一句：“我也是差点组织过群众事件的人。”话虽如此，校方给我的惊吓、我对校方的不理解，暂时还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写出来说不定以后还能被谁翻到，我就还是写了吧。 2020年4月26日起，应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文件要求：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统一保管。（我很好奇的是，佛山一中以前就禁止带手机进课室，带进学校统一保管也没说统一保管至周末。） 佛山一中自2020年4月26日起，全校学生禁止在校使用手机。受“境外势力”煽动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从此也许再不会发生。 10月28日，一个刚入秋的星期一，清晨在佛山一中学生们的躁动不安中开始。 在此之前的一周，“经高一家长举报，学校要禁快递”的谣言已经在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中传开，10月26日发到学生们手上的一纸通知更是证实了这一谣言。通知大概是这么说的： 快递车每天下午进入学校，快递量连年提升，而学生们需用手机关注快递进展，不停查看导致分心影响学习，故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今后禁止快递进校园。 但在此后一个名叫圈凯的学生的道歉声明中，禁快递的理由却是：公安局认为大量快递车进出导致学校安全系数低。 另一位学生却说，他问过校长，是之前市教育局领导来视察时正值下午放学，学生们在校门广场收发快递，领导见状说了一句：“像菜市场一样。”校长心领神会便禁了快递。 真实的理由，正如整个事情的其它前因后果一样，由于佛山一中相关方面的不透明，已经无从查证，我只能在自己所知的范围内对所述负责。 除了禁快递这一件令全校学生都不快的事情以外，不同年级的学生们也有自己独一份的烦恼。高三的学生发现，佛山一中饭堂宵夜的招牌菜式——炸鸡，竟然连续几天从自己放晚修后的饭堂消失。于是“饭堂取消鸡腿供应”的传闻在高三学生中传开。高一的学生，则烦恼于本年级较其他年级而言严格得多的手机政策：往届对手机的政策近乎黑名单，只有少数学生不被允许带手机，实际上这一部分学生也并未受到严格管理，而他们这一届的手机政策却类似白名单，大多数学生都不能使用手机。 人群会依年级这样的客观标准而区分群体，也同样会按照政见这样的主观特征而团结一致。不同的群体也就有不同的烦恼。而对于佛山一中里的进步主义者而言，莫秋（高一级长）公众号上刊载的一篇立场在进步主义者看来是反同性恋的原创文章《性别之殇——我们欠孩子一句“对不起”》以及传闻中莫秋（级长）在年级广播里：“女生牵手有伤风化”的言论，无疑是对自己进步价值的公然挑衅。 在这一系列事实与传言中，一个名为“佛一万事屋”的公众号，是各路舆论的集散地。这个公众号，先前以一系列类似转发抽奖的营销活动，以及自身的出色运营，在佛山一中学生中获得了比较高的关注率，而今更是因对上述综合事件的持续关注而声名大噪。一时间，佛山一中学生的朋友圈里近乎被佛一万事屋原创与转载的文章刷屏。 这一系列文章中，为最大的群体说话，也就是为全校学生说话的那一篇，理所当然地得到最高的关注，这篇文章的名字，据我回忆，应该叫《就佛山一中禁快递给佛山一中领导的一封公开信》。上文提到的写道歉声明的圈凯是这封公开信的主要作者。公开信引用国家统计数据，主张快递是学生的刚需，并对传言中举报快递的高一家长进行了驳斥，还主张学校领导不该向少部分人妥协屈服。公开信在最后鼓励学生们针对校方行为开展静坐抗议。据圈凯说，自己的公开信里本没有这一段内容，但“佛一万事屋”的相关负责人让他把这一段加了上去。 公开信于10月26日发表并扩散，与此同时，高二级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微信群，人数突然达到了499人的“爆群”状态，该微信群内突然热闹起来，里面的人在商量与约定静坐。静坐的时间最后被定在28日下午。然而，学校声称，据公（国？）安机关调查，该微信群内的新增成员绑定的手机号均为境外号码。不过，境内水军带节奏也好，境外势力煽动也罢，认为学习是主要任务、等待着其他同学替自己争权利的学生始终是大多数，这个微信群，这个后来被重点调查的微信群，同调查结果展现以及事实显示的一样，并没能真正起到什么煽动作用。 会运动起来的，只有那些本就“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而佛山一中并不缺乏这样的进步主义者。人以群分，我的朋友里就不乏这样的人，26日晚，他们就已纷纷自发地发朋友圈，约同性朋友在学校“牵手逛街”。我是左翼分子，深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潮的影响，于是建了一个微信群，开始组织一场牵手散步。与上一个群不同，这个群是分散的“异见者”们聚集的产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鼓动群众的手段。 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一定是同学里最激进的，但也许是因为“政治经验”比同龄人稍微丰富一些，在行动上我却显得最保守。大家说要搞游行，我说我们明面上只能搞“牵手联谊活动”；大家说牵手时要人手一包彩虹糖，我却说我们不能授人以柄；大家说要直接以LGBT权利为纲领，我却说我们不能将“不该摆上台面的东西”摆上台面，而只能以“反对将牵手污名化”为纲领；大家说要定一个口号方便散步时一起喊，我却说最好的进行静默的、接近行为艺术的列队行进。最后，群里的大家基本同意了我的主张，并把活动定在28日中午12：30，也就是午餐完毕后，于饭堂门口至宿舍的路上进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准备参加活动的学生都在我这个群里，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被我组织。张正日，我的一个朋友，自发地要参加活动，却没有进群，只从其他人的朋友圈那里得知了时间，却并不知道行动纲领和宣称的行动性质已被我完全地“修正”。张正日自己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将改变整个行动的进程与结局。 这之后还有个插曲：“佛一万事屋”发了一篇辟谣文章，说“饭堂取消鸡腿供应”是谣言，高三学生没鸡腿吃是因为高三晚修放学晚。 经过了26日与27日的愤怒与组织后，佛山一中的学生们就是这样迎来了躁动不安的28日。尽管知道纲领的人仍然不多，“有人要游行”的消息已经在学生里，至少是高三学生里传开。而“有人组织静坐”的事情，高三的学生们似乎不知情。 牵手散步联谊活动的组织者，也就是我，向来将学习与生活分得清楚。我照常上完上午的课，然后乘着铃声冲向饭堂就餐。然而，进入饭堂前，我却发现饭堂门口站着一个学校行政，排队打饭时，我更看到几个行政在饭堂里巡逻，我对局势有了些不妙的预感。 12时20分，我就餐完毕，在饭堂周围闲逛，发现饭堂的各个出口都各有一个（副）校长，我明白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25分，我下决心停止活动以免造成更惨重的后果，但人群已经聚集在约定的出口，同时把校长们和其它行政们吸引过来。 30分，我从出口快步走进人群，和大家说行动中止，这时辛草（副校长）拿手机拍下了我和一旁的张正日的正脸，问我们：“天气这么冷（如前文所述，这天刚刚入秋），在这干啥？等着看有什么好戏发生吗？” 我自然是搪塞了过去，人群散开回了宿舍，我则回到自己在外租住的房子。我在群里发了这样的一句话：“学校行政的聚集不是为了抓人，而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态度，活动已无可能。” 下午，我正常上课，直到16时40分张正日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找我，他说，他被叫去了德育处招待室（确实是这个名字），然后被四个人（校长、辛草（副校长）、1个德育处主任，剩下一个未知）一起进行了录音的调查。张正日吓破了胆，他说，事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学校报了案，说是有境外势力参与，公（国？）安局要彻查此事。 还记得前面说的张正日自己的计划吗？在不知道活动具体纲领的情况下，张正日自发购买了两包彩虹糖，一包拿来在散步时吃，另一包在活动当天上午被他放在了莫秋（级长）的办公桌上，同时被放在桌上的还有一封威胁信，据他说，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莫秋女士，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我们中午在饭堂门口的同性恋游行。” 后来我每当向别人讲起此事，必定会说一句：“左”倾错误害死人。 没错，“左”倾错误害死人。张正日的这封威胁信，早早暴露了我们的活动，还直接导致学校错误地定了我们活动的性质：牵手联谊成了游行，反对污名化成了争取LGBT权利。据辛草（副校长）称，学校当即报案，有关部门迅速进行调查。这个时候是28日上午十点左右，离我们的活动，还有两个半小时。 辛草（副校长）当即同其它学校行政一起四处问学生，这才勉强知道有一场活动要在饭堂门口进行，却没问出具体是什么时间、在哪个门口。 然而，学生们人尽皆知的是：我们12：30要在饭堂到宿舍的路上游行。（我们的计划：12：30在饭堂到宿舍的路上搞活动。）辛草（副校长）四处打听竟然也没有什么收获，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他没问多几个人，还是学生们都守口如瓶。 于是辛草（副校长）只好立刻和各级行政一起在饭堂的各个门口把关。这时是28日11：50，离学生们下课还有10分钟。 然后就是前面发生的那一幕。我组织活动未遂，大家参加未遂，各自睡午觉。但辛草（副校长）和学校的其它行政显然没有睡午觉。 下午，有关部门给出了初步调查结果，学校根据这一结果以及自己的监控数据，约谈了张正日和“佛一万事屋”的相关负责人，然后是写文章的那个圈凯。 张正日在16：40慌慌张张地来找我，但又说：学校只是想搞清楚我们和境外势力的关系，他基本按事实说了，学校也没打算把他怎样。 然后，在21：00辛草（副校长）就把我也拉过去了德育处招待室，在那里，我和他（不像前面的人那样有4个）进行了亲切的谈话，直至22：00。谈话过程很精彩，现在看来生草的片段也有不少，但在这篇文章里交代也许就显得累赘了。哦，辛先生的一句话我不得不提一下，好让大家稍微笑一笑，缓解缓解严肃的气氛：“你受过专业的抗审讯训练。” 这里，读者们暂时只需要知道：那天晚上，辛草（副校长）把除了快递和莫秋（级长）那篇公众号文章以外的一切都说成是编造的、是煽动。然后，他用恐吓、虚张声势等种种可以说是审讯过程中才会用到的手段，想让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以便确认我与所谓境外势力，也就是“佛一万事屋”的关系。我稍微使用了一些外交辞令（这也是辛先生说我受抗审讯训练的原因），试图澄清我们行动的性质。但我不知道辛草（副校长）只是想搞清楚我和“佛一万事屋”的关系（不知道“佛一万事屋”就是学校声称的境外势力，因此张正日的预防针无效），更不知道我其实没被报案。所以我同样被吓得不轻。那天晚上，我直到两点才睡着。 因为不知道张正日不在我的群里，当辛草要求我交代群成员名单时，我说出了他。而我的这份供词使得张正日直接二进宫。10月29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张正日再次被辛草（副校长）审了一次，这次他被吓得更惨了，回来就抓住我问：“你为什么要说我在你群里？”我答：“你不是说可以按事实说吗？” 他更慌了：“没有啊！我哪有在你群里啊？你知不知道他们现在把我当主犯来审！” 我这才知道他不在我群里。当晚，我去找辛草（副校长），想“翻供”，替张正日翻案，却再次被辛草（副校长）恐吓，辛草（副校长）警告我不要再和这件事扯上关系，声称：“你知不知道我在保护你？今天有几个人到局子里兜了一圈，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于是辛先生“哼”了一声，说：“那你可真是后知后觉。”现在想来，也许是辛先生比较忙，那时事情比较急，听不进我的话吧。 30日（周三），张正日终于不那么慌了。他和我说，他交上了第二份说明，应该没事了，他还说辛草（副校长）和司法机关感兴趣的是“佛一万事屋”，学校对我们应该是内部处理。但他同时也说，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再有接触，辛草（副校长）在用监控监视我们的接触。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有点害怕挨处分，但高三毕竟是高三，这些事情很快就在忙碌中被我搁在了一边。 但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奔向高考的最后路程中，我零零星星地知晓了后续的结果。 知道“佛一万事屋”相关负责人（3人，高二）除了局子一日游以外还受了学校的（记过？警告？）处分，是在11月中旬。那之后，我一直以为圈凯和张正日都和我一样没有处分。 知道张正日受了警告处分，是在2020年1月18日，那时我问张正日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他有些惊讶，说：“一个警告。你没有吗？”我这才突然回想起张正日在事情早已过去的某一天以后突然变得双目无神，对我也似有躲闪。我于是去翻校规，发现校规的处分条例也确有“辱骂，恐吓学校教职工”这一条。但我在处分条例里并没有找到能套用在圈凯身上的条款（除了“其它”一条），于是我仍然觉得圈凯没事。 想明白自己身为事件一支的领导者为什么没有受处分，是在2020年2月中。我想起辛草（副校长）的儿子，想起自己初中和他同班，当了他三年的班长，和辛草（副校长）也比较熟识，我有些明白了。辛草（副校长）儿子在重点班有个雅号：“太子”，后来传遍年级。想明白以后，我偶尔会和别人开玩笑说自己是“太子少傅”。只是，对辛草（副校长）明知我人格的情况下仍将我预设为境外势力分子进行恐吓性谈话，对辛草（副校长）不顾我的翻供，我仍然不太开心。 知道圈凯受了警告处分，是在2020年7月7日，也就是高考第一天。我和圈凯同一个考场，顺便问了他一句。他的回答和张正日一模一样：“一个警告。你没有吗？”鉴于圈凯和“佛一万事屋”有直接的联系，并且涉及的也是“禁快递”这一支而非我和张正日所属的另一支，我想让他讲讲他那边的事情。可能是马上要进考场，可能是看淡了这件事，圈凯说：“都什么时候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尽管今年的街市没那么太平，时间也还永是流驶。但我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不会忘记被自己无意丢入深渊的张正日，不会忘记身为民族主义者却带着为民请命之心、热血未凉的圈凯，不会忘记多愁善感的莫秋（级长），不会忘记也许别有用心的“佛一万事屋”，不会忘记辛草（副校长）。 哦，我更不会忘了巴金。我在高二下学期为了准备高三生活，就去读了一些能给自己力量的书，其中就有他的《随想录》。《随想录·绝不会忘记》里有这么一句话： “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于是，无论现在有没有观众，我也要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不写出来，总感觉自己负着什么担子。现在写出来了一些，我也就轻松了一些。 本文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对于辛草与莫秋，他们名字第一次出现括号是对他们身份的介绍，之后的括号都是方便一些人阅读。我以前写文章曾经像我们华英学生聊天时那样，以及在佛山一中经过一两年左右的佛山一中学生聊天时那样，直称教师姓名，却被当事人找上门来，不评价我的观点，却说我直呼姓名冒犯了他。于是这篇文章我加了括号，懒得加尊称的跳过括号、喜欢给人名字后面加音节的连括号里的一起读，大家都方便。 2019年11月许，佛山一中安装了仅对教职工开放的快递柜。佛山一中旁边开起了一个菜鸟驿站，我们走读生有时替住宿生收快递。 据说，辛草在料理完这场准运动后，回到家对着家人大骂校长：“好一个覃艮木，自己拍板禁快递，还要我替他擦屁股。”作者：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