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人类也许会宽恕历史,但上帝绝不轻饶。”——题记

高中以来,我对任何宏大叙事都自觉地保持戒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拒斥任何集体性的叙事,当了很久的无政府主义者。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我快忽略了这自觉的开始。快忽略了我对集体叙事仇恨的始源,直到最近才将它回忆起来。

大概是早慧的缘故,在小学时我就不是一个多合群的孩子。四年级时父母离婚以后,我更开始主动与同学疏离。但早慧者毕竟是早慧者,在这所课间禁止追逐(双脚同时离地即视为跑步)的小学里,我常一个人与老师争辩不合理的制度,能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同学对我也就有了某种朴素的尊敬,我在班上的地位因而不低,没受太多欺负。

尽管如此,在考上初中以后,我还是很乐意结交朋友的,毕竟在这里有不少和我一样的早慧者,初三时的一个舍友正是其中之一。这位舍友拿了好几次年级第一,又被广州的一所字校提前录取,于是有闲心来干不少其它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向我借阅反乌托邦三部曲。还记得他对《一九八四》曾连声称赞“文笔太好了”,那时的我也中二,在自己的钢笔上激光刻“INGSOC”,又拿“胜利牌万用表”开玩笑,这位舍友也常和我一起cosplay。那会儿,我对自己刚完善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自信的,于是也就无法理解“痛苦之下,没有英雄”这句话,对温斯顿的变化也感到奇怪。

直到我上了高中。

来佛山一中后的第一件事毫无疑问是军训。这次军训是在校内,规定显然没有我初中在军训基地时那样严格。然而,我的自我意识却也大不相同了——小学时我固然会对制度进行抗争,但毕竟被军事化管理了六年,不可能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于是也就显得有些“跪久了站不起来”;初中自由了三年,自然“站太久跪不下去”。据我的观察,队伍里最“散慢”的学生基本都来自我的初中。

总之,军训的最初两天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身处行伍抑或是床上,我的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着,我在思考着一切:学校、军训还有制度,在身体上,我对教官的命令当然也就尽可能地敷衍。当时的班主任拍下了每个同学的样子。照片里,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昂首挺胸;而我低着头,眉头紧锁、若有所思。

我并非天生就知晓何为不自由,正如所有人一样。但在初中经历了三年,我已无法忍受压迫。在这最初的两天里,我毫无疑问非常痛苦。我的样子引起了教官的注意,第二天下午,他把我留下,问我喊口号时为何不出声。

我不想喊形式主义的口号。事实上,当时的我讨厌一切形式主义的事物。然而,当时自我解放还不够的我是说不出”我不想喊,我就是不想喊”这样的话的,即使要说,也必须从逻辑里找出某种合法性。我正想这么做时,小学的那种感觉喷涌而出、将我包围:和我争辩的老师想的并不是“把理说明白”,而只是想让我乖乖听话。也正因如此,即使我赢了辩论,老师也可以叫来我的母亲,强迫我不情愿地装作认错。再后来,初中我与母亲辩论争解放时也是如此:即使赢得辩论,也无法达到目的。前面刻“INGSOC”的那支钢笔,在初三下学期时被母亲以“钢笔不适合考试”为由没收,之后却没能找到,直到高三下学期才终于失而复得。纯粹的逻辑并不能让我在课间自由奔跑,也不能阻止母亲收走我的钢笔。

在教官面前,我半天说不出话。我知道除了逻辑能力以外我一无所有,但也知道它在这时毫无价值,正如小学时对老师、初中时对母亲那样。

不知过了多久,教官还是放我走了,但在这之前说了什么我并不记得,想必是“你要知错你要努力”之类的话吧。那天晚上我们还要在教室里学习《感恩的心》以在汇操仪式上表演。这舞我在幼儿园就学过,但在此刻的心理状态也肯定和那时完全不同了。不论如何,总之,回到宿舍以后,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但到了第三天,情况却与此前截然不同:我的大脑不再运作了,我的身体终于听从教官指挥了,在偶尔的表扬中,我甚至有了某种成就感。我的心情终于好了起来,我终于战胜了自己。若不是膝关节炎让我被教官允许从这天下午开始不再训练(而且我还因此很感激教官),恐怕我还能像初一军训时那样被评为标兵。

高一的第一次早读上发生了几乎一样的事情:一开始,我不愿意读;然后老师找上我,问我为何不读;再然后,我不情愿地开口读;接着,我开始比谁都更卖力地读,期待老师的夸赞;最后,我开始刻意纠正一些字的读音、让自己的普通话更标准,甚至幻想自己站上舞台……这以后, “大声朗读”这种原来会令我痛苦的事情突然就能给我带来快感了。

但过去的我并未被完全战胜。我开始排斥集体叙事,只承认作为集体构成成分的个人的真实存在,读《共宣》以后,勉强再加上“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思路之下,我彻底否认了班级、家族、(有孩子的)家庭、民族乃至国家这些“不经自由意志而结成的共同体”的合法性。我从国族主义者迅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如此,每次早读时我仍然期待老师的赞扬,一直到毕业为止。我曾以为“他们进不到你的心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战胜了自己”,而且不需要给我套上任何刑具、不需要给我电击。我连温斯顿都不如。

后来我还学会了如何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在私下与级长和老师谈条件,能获得的优待远比公开顶撞更多。对我而言,我尽可能达成了目的;对管理者而言,用一点妥协换来了我在一些时候的沉默。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投资,而小学那会儿的“为同学们争取权利”云云,也自然被我抛诸脑后了。

而直到最近几周,我才想起这一切,想起自己当时的痛苦和此后的顺从,想起自己当初的据理力争和之后的私下交易,想起自己曾引以为傲的独立人格,想起自己被无数次剥夺的自由意志。还有因此而生的一切仇恨:我恨我的小学老师、我的母亲,我恨我的高中老师、佛山一中,我恨这个虚伪的制度,还有其它规训我、折磨我、未经同意而改造我的一切。

现在,如果问我凭什么能说“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是同一个我”,那我会回答:“因为仇恨,因为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恨着同一个东西。”我要保持我的仇恨。只要仇在、恨在,我就能时刻找到自己仍活着的证据。

那本被年级第一称赞的《一九八四》,后来被我带进了佛山一中。高一上学期的散学典礼时,我不顾学校“开会时禁止带会议无关物品”的禁令,把它带到了会场。德育处主任发现了这本书,尽管当时我并不在阅读,德育处主任还是把它抢劫过去,交给了我的班主任。会后,我向班主任索要未果。高一下学期末,趁班主任不在时,我让它物归原主。

2021.04.08
作者: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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